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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前裕后：光裕社走过的百年足迹 自苏州评弹诞生之后，以跑码头为生的评弹表演者一直以流浪艺人的形象，奔走于以苏州城为核心的江南吴语区里大大小小的市镇。这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一两百年之后，评弹行业的第一个行会组织——光裕公所（1912年改名为光裕社，以下统称光裕社）诞生了。关于光裕社成立的确切时间，现已无从查证，实际早在民国年间，时人已语焉不详。1927年，光裕社举行了成立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由此大概推知，光裕公所成立的时间应该在乾隆朝中期。 关于光裕公所的成立，还有一个传说。乾隆下江南来到苏州，就叫侍人去找说书人，当时叫来的是弹词名家王周士。那天天色已晚，乾隆命他弹唱，但王周士只是默不作声，乾隆大惑不解，问其故，王周士说，臣所执行业虽然低微，不足道哉，但是我们的习惯是坐演唱的，而且还要弹奏乐器，站跪都很难进行。乾隆听了，就赐给他一个蒲团，王周士这才坐下来弹唱。乾隆觉得这种民间说唱颇有趣味，一时兴来，就赐王周士七品冠带，令他随驾北去。经过这次“御前供奉”，苏州评弹身价百倍，从学者蜂拥而至，那个赐坐的蒲团也被沿用，美其名曰“君垫”。王周士到了京中却过不惯官场酬酢的生涯，没多久就称病告假回乡，在观前宫巷第一天门玄坛庙东创立了光裕公所。 作为业缘兼具地缘的同业组织，光裕社和这一时期的许多公所组织一样，带有明显的排他性。比如限制 “外道”（光裕公所成员对未加入该社艺人的称呼）与女艺人在苏州的演出。在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光裕社在苏州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这种排他性不难实现。据传，同治年间，苏州胥门外凤池书场场东王松涛，请了两个女艺人演出，光裕社社员加以抵制，相约不到该书场演出，导致凤池书场请不到说书艺人。后来，王松涛捐出土地一方，作为光裕公所重建的基地，才算了事。 清末民初，在大变革时代背景之下，光裕社接受了一定意义上的现代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为了使自身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而得以长期生存和延续，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自我调适。 早期光裕公所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司年、司月制度，由艺人中产生若干司年董事和司月董事来管理。司年每年一换，决定比较重大的问题；司月每月一人，轮流值月，负责一些具体工作。后来，司年、司事由抽签改为推选，成员共同推选出有声望的艺人担任司事，并且任期延长，不再按时轮换。1912年，司事制改为会长制，正副会长下设会计、干事等职，分理其事。第一任会长为王绶卿，副会长为王效松。北伐以后，光裕社又将会长制改为委员制，除正副主委外，还有七个委员。社务不论大小，一律公开。后来由于在上海演出的艺人日益增多，又在上海设立分社，便于社员之间的联系和就近开展工作。 1907年，光裕公所在沈友亭等人的主持下，创办的一所名为“裕才初等小学堂”的四年制学校，兴办人是沈友亭、王祖仁、金桂庭等，并由王祖仁担任第一任总理（后改称校长），协理为王秋泉、朱耀庭、张福田。继任校长分别为王鸣皋、许文安、王菊村、朱文达等。裕才小学的经费，“由社员担任，并不外募”。裕才小学直到抗战爆发之后才停办，持续了三十余年，包括魏钰卿、朱介生、薛筱卿等在内的很多评弹艺人少年时期都有在裕才小学求学的经历。这对提高评弹艺人的文化水平，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1910年，光裕社在许文安、朱耀庭等人发起下，建立起一个社员福利组织——益裕社，规定参加益裕社的人，定期缴纳一定费用。艺人死后，其家属可向益裕社领取丧葬费、抚恤米和抚恤金。另外，益裕社还规定每年开奖两次，以存款的利息充作奖金，头奖可得小洋六十角（约五元），用这种办法激发社员加入的积极性。这一时期的评弹艺人大多没有积蓄，一旦演出暂停，很快就有可能会直接面临生存困境。益裕社的这些规定和方法，实际上帮助艺人养成了存钱的习惯，使得遇到突发的变故和不幸，艺人家属不至立刻面临经济上的窘迫。 另外，这一时期的光裕社积极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中，通过定期或临时举行 “会书”活动，光裕社进行募款，将所筹得善款捐赠给需要的群体或事业，比如助军、赈灾、修建胶济铁路等。20世纪以后，在财力所及的情况下，光裕社在不同领域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成为凝聚艺人、沟通艺人与社会、协助政府稳定社会秩序的角色，对于促进民国时期的社会稳定贡献出了一定的力量。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开埠，后又设立了租界。在短短数十年中，上海取代了苏州，而一跃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这也为评弹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而同一时期的苏州，却屡遭兵火的蹂躏，这自然影响到了评弹在苏州的发展。在苏州作为评弹中心的年代，控制了苏州评弹市场便可实现对评弹业的控制，但上海书市发展并最终形成另一个评弹中心之后，势必改变光裕社在评弹行业的地位。 1912年前后，光裕社发生分裂，部分受到排挤的中年艺人成员宣布退社，与一些 “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