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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 规模报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规模经济period;规模报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作者：许庆尹荣梁章辉 经济研究 2021年07期 以均田承包为主要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我国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民收入的快速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做出了贡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制度绩效。但是随着这一制度安排改革效应的逐渐释放，其不足之处，如土地细碎化经营、难以与市场接轨、比较效益低下等问题渐露端倪。1996-2021年期间，除棉花和油料作物外，其他农产品的净收益均有所下降。有些农产品甚至出现了亏本(韩俊等，2021，第97页)。尤其是粮食生产远低于种植经济作物和外出打工的收益，并最终造成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大批粮田撂荒、粮食产量增长缓慢，甚至滑坡的严峻局面(俞可平，1997)。而且未来通过农产品价格政策来促进农业生产增长的政策操作空间和效应将会变得越来越小，因为它同国家市场化改革方向以及同中国入世所做的承诺相悖。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大和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速，我国粮食和农业生产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市场竞争压力。①与此同时，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等问题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虽然许庆等(2021)的研究已表明我国现在土地细碎化的存在对农户收入正面的影响作用大于其负面的影响，但关于农地是否具有规模经济性的争论一直存在。 稳定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又是短时期内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自1987年中共中央在5号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采取不同形式实行适度规模经营②以来，中央连续在若干重要文件(例如历年的“一号文件”)和若干《决定》中多次提到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说明农业规模经营问题的重要性和中央对其重视程度。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追求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到底是放在粮食产量的提高上还是在农民收入的增长抑或两者兼有？显然，这个问题关系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方向，又是一个迄今仍含混不清的问题(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1994)。而对农地规模经营效果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评价目标和标准的选择。事实上，规模经营的制度安排，撇开其政治目标不说，在制度安排的经济目标的预期上，经济当事人(农户)与政府决策者是不相一致的(张红宇，1994)。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1年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21年翻一番”的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来看，政府寄希望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达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双重目标。而长期以来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低下，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目标未必一致(彭克强，2021)。“谷贱伤农”的现象时有发生。对农户而言，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并不单单只是为了降低单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或是增加农产品产量，降低成本、增加农产品产量只是增加收益的一种手段而已，增加经营的收益才是最终目的。③如果单位产品成本没有降低，甚至有所提高了，但总的纯收益增加，农民还是愿意继续扩大规模的(朱希刚、钱伟曾，1989)。显然政府推行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初衷与农户经营目的产生了偏差。 而现有国内外文献在对我国农地经营规模效果研究时，大多从投入产出角度出发估测出土地、劳动力、化肥和其他投入要素(如种子、农药、机械等)的产出弹性系数，然后根据各投入要素弹性之和来判断其规模经济性质。④另一方面，关于我国农地经营规模对粮食生产成本影响的定量研究仍寥寥无几。一个例外是Tan et al.(2021)基于江西省东北部331个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在研究土地细碎化对生产成本的影响时得出的一个结论。他们发现：每增加一亩地种植面积，就能带来每单位产量1.4％生产成本的降低。但是，仅从单位产品成本降低的角度(这里指规模经济概念)并不能完全解释农户经营规模变动的规律(许庆、尹荣梁，2021)。 由此可见，现有很多关注规模经营效果的文献往往忽略了适度规模经营的目的及政府和农户追求目标的不一致。并且已有的定量研究多以传统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为主，所依据资料也存在着问题。这些资料或样本覆盖范围太小(往往以某一特定地方数据为例)，导致数据代表性不足；或采集时间过早，致使研究并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一致结论。总体上来看，从农户层面出发分别对我国各个主要粮食品种进行规模经营问题的定量研究虽已有些，但从长期平均成本角度来测算农地规模经营是否存在规模经济的研究至今尚未见到。⑤综观国内外已有的有关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研究后发现，已有的研究抑或仅从投入产出角度测算出粮食作物规模报酬的情况，抑或仅从生产成本角度验证规模经济的存在性，由此得出的结论和政策含义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其结论的广适性值得商榷。而规模经济在农业生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