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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卢梭的理性主义 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卢梭的理性主义 摘要：卢梭的思想以复杂性著称，康德多次说卢梭为影响自己最有力的人物，通过分析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及其晚期论著中的道德哲学建构，论证了康德在理性主义决定论方面与卢梭一脉相承之处，从而指明作为自然主义者的卢梭，也深深具有某种理性主义的思想维度。　　关键词：卢梭；康德；道德；理性　　中图分类号：B51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23-0044-02　　在卢梭诞生三百周年之际，学术界关于卢梭思想面貌的争论依然沸沸扬扬，卢梭到底是个自由主义者还是个集权主义者？在启蒙理性展开的历史中，卢梭的自然主义如何与理性发展出一种既紧张又互通的现代性思想结构？康德说：“卢梭是指引我的第一人，对我思想的基本倾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两位哲学家的讨论基点和理论品质看起来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反而成为卢梭思想传承史中含混的一章，本文尝试通过分析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重要构造方式，厘清卢梭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及其影响。　　首先，我们分析《实践理性批判》的论证关键。康德非常在意批判哲学的“建筑术”：“哲学家不是一个理性艺人，而是人类理性的立法者。”[1]613《纯粹理性批判》提出的建筑法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得到美轮美奂的对称性贯彻，自由成为这座理论体系的拱顶石。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实践理性批判》的首要创建是意志自由和道德律具有一种“亚同一性”（sub-identity）。之所以称为“亚同一性”，是因为康德论证，在逻辑上，有意志自由才有道德律；在认识上，却是因为我们知道道德律的存在，才认识到有意志自由[2]2。可见，两者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在纯粹实践理性之中，它们不是一个东西却胜似一个东西——康德在纯粹实践理性的第四条定理中规定：道德法则必须是自律的（Autonomie），而不能是他律的、不能是为道德以外之目的而成立的，这是自由意志自己为自己立法，自由即是自律；自由给自身立法得到的必然是道德法则。但是亨利·西季威克明确指出把自由意志并非必然等同于向善的道德法则[3]，我们如果把考察的范围扩大到自由即自律这一定理，马上就会发现这个定理成立的基础即是因果决定论。在非决定论的背景下，根本不存在自律或他律，道德责任无从谈起；在多因素决定论下，道德责任不一定和各因素的“权重”成正比，因为多因素决定论中的诸因素不可以化约为比例权重。可见，康德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原则和康德在认识论中尊崇的必然性法则一样，都无法摆脱对机械决定论的依赖。巧合的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也面临类似的困境，当卢梭批评格劳秀斯等人的自然法思想时，卢梭极力否定实证法，似乎要建立要把“应然”推为最高的原则，把自由论述为自然权利乃至自然正当[4]5-18。但是自由作为一个范畴，不过是一种行使权利的可能性；可是卢梭把它论证为一项天赋权利，宛如康德把自由论证为道德法则，他们在道德王国行使的逻辑实际上来源于理性，这种理性和当时盛行的自然科学机械因果论是严密相连的。卢梭作为一位自然主义者，却不能摆脱理性的控制，这一点很早就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20世纪30年代，吉尔松在法兰西学院向卡西勒提问时即特别强调卢梭与孔迪亚克的关系。后来，更多学者注意到卢梭的公意说和康德纯粹实践理性的普遍性原理是一脉相承的，这无疑也是一种理性的运用。所以，通过观察康德，我们可以发现卢梭的自然主义是有限度的。　　恩斯特·卡西勒（Ernest Cassirer，又译卡西尔）在1932年发表文章，试图解决“卢梭问题”。所谓“卢梭问题”，一言以蔽之，即是卢梭著作的复杂性。卡西勒本着新康德主义人学的立场，用康德的学说把卢梭的各种观点整理成体系。卡西勒讲：“唯有一人正确理解了卢梭思想世界的内在融贯。正是在这一点上，只有康德成为钦佩卢梭的门徒。”[5]48康德给予卡西勒理解卢梭的深刻提示：卢梭同时强调自由与“法”，其融贯性恰恰在于康德看到卢梭在人性领域解决了神义论问题，如同牛顿在自然领域解决了神义论问题[5]59。可是，卡西勒辜负了康德的洞见，他认为卢梭解决神义论问题的方案在于把人类社会设置为新的“罪魁”——就单个人的自然状态而言，无所谓善恶，自然本性具有自我保存的倾向，但这不会导致社会环境下可见的自私，是社会使人陷于异化，但是人的理性和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一方面使人陷于枷锁和不平等，另一方面终究会通过设立服从法律的共同体使人类社会克服异化[5]62-64。卡西勒的观点并不足以解释康德晚年的思想。梳理康德思想最后时期与卢梭的关系是本文的第二个着力点。　　一般说来，从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1790）开始，康德的思考旨趣日益“回归”卢梭的论题，《判断力批判》的第二部分“目的论判断力批判”对理性的分析乃至对整个“合目的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