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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2021年05期 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是人类长期探索和思考的问题。早在45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由此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宋词人辛弃疾在《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就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寻求人与自然和谐，是人类亘古的梦想，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立足，也无从谈起。 一、人与自然本质上是同一的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是自然的中心、自然的主宰者、征服者，人对自然有着绝对的自由支配权利。另一种是自然中心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没有区别，否认人的中心地位，主张以生态为中心，一切顺应自然。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其实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前者将人的地位和作用过分地甚至无限地夸大，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后者则将人的地位与作用予以藐视，是机械的唯物主义。 人与自然本质上是对立的吗？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这样认为。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整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122一方面，马克思把人作为自然化的人来把握，指出了“人的自然的本质”、“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把自然作为人化的东西来把握，指出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自然的人道主义”。上述关于人与自然同一的思想，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谋而合，深刻提示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与演化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体现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也体现为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 人与自然相存相依、共生共荣，必须以人类对自然的爱护珍惜与合理利用为前提。因为，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的资源，一部分是不可再生的，比如矿产资源；另一部分虽然可以再生，但它们的增长要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比如粮食、水果、蔬菜等。因此，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的生产、生活资料和舒适的生活、休闲空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只能是一定的。人类需求的增长必须与自然界所能提供的各类资源相适应，人类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以最小的环境和资源代价来进行。在维护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应当通过维护自然界的平衡，以保证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共处。 二、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根源是发展观的问题 在人类社会初期，人类自身生产较慢，人类对自然的冲击较小，人与自然比较和谐。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与产业革命的繁荣，人类以超出自然环境承受力的方式进行人类自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不适当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结果造成了严重的人口膨胀、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一场人类“失乐园”的悲剧神话正在活生生上演。据罗马俱乐部1971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和一些环境资源学家的估算，如果世界按目前每年排放的废物和消耗的资源量的增长率继续下去，到2667年地球的陆地将堆满垃圾和废物，许多重要资源将会耗尽，人与自然的矛盾将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人类文明演化的进程。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保持长期和谐共处，农业社会人与自然相对和谐，而到了工业化社会，人与自然开始处于紧张状态，而且持续加剧，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从和谐到失衡的关系演变过程，是在人类文明的凯歌行进中产生的负问题。工业社会创造了此前无法比拟的社会生产力，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马克思曾经这样高度评价机器大工业早期取得的成就：“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56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史，人类对于自然的每一次不合理使用，都导致自然界做出报复性的反应。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3]517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局面的造成，是由于人类盲目追求自身发展，罔顾自然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导致自然界“反抗”的结果。 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勇于承认并修正错误。对于人类目前面临的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严峻复杂局面，人们认识到，错不在发展而在于怎样发展，人类绝无可能退回到“绝圣弃智”、被动适应自然的原始状态去，惟有依靠发展，改变发展模式，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谐。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所谓可持续发展观，是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发展观。它与以往其他发展观的不同在于：（一）肯定发展。可持续发展观认为只有发展才能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