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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思想认识 浅谈国内外学者对“大家”思想的认识 （一）由自然观，到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崇富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起点是自然观。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集中体现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同整个生物界的历史进化一样，“人也是由分化而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的努力，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而造成这种巨大飞跃的关键是劳动。因为“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李宗富，2021）因此，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之后，在用生产劳动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过程中，对自然界的关系具有了二重性，即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东南大学的叶海涛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是理解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和谐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基础性平台。他通过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是马恩生态思想的逻辑主线。 复旦大学的王凤才教授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梳理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混沌型的原始文明，对应原始社会。这一阶段神话自然观占统治地位，它把自然神化。第二阶段是经验型的农业文明，对应人类古代社会，有机论自然观占统治地位，它把自然人化。第三阶段是理性型的工业文明，对应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社会，征服自然观占统治地位，它把自然物化。 （二）由实践观，到“人化自然” “人类中心”与“非人类中心”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争论点。以实践来理解人的活动，是摆脱“人类中心”与“非人类中心”抽象争论的一个关键。一些学者以此为重点，对马恩生态思想进行了阐发。 东南大学的叶海涛对马克思各个时期的相关理论文本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摆脱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即实践。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因而费尔巴哈眼中的自然，是“和历史彼此完全脱离的”、“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明确地把自然分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和作为“工业和社会状况产物”、“历史的产物”的“周围的感性世界”。 马克思指出，正是通过实践劳动，人与自然才相互作用；自在自然才不断转化为“人化自然”，只有这个人化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从对马克思“对象性活动”概念的理论阐释出发，将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概括为四个方面：自然的人化是逐渐发生的历史过程、自然事物的客观必然性依然存在但有了新的意义、自然人化的实现方式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和自然人化的现实基础是人类社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李东松指出，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的概念及其内涵来看，有人认为，马克思应该属于人类中心主义者。然而学者D?李却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他把自然看作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种把自然视 为我们身体的认识，将构成对主客体二分法所阐述的我们自己与自然的异化的征服”事实上，马克思生态思想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人类中心主义”或单纯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二者的辩证统一。清华大学的韩立新教授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扬弃了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它是主张变革社会制度以解决环境难题的生态社会主义。 （三）由物质变换、合理农业，到生产者的联合 自然观与实践观是马恩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劳动观则是马恩生态思想的具体展开。尤其是近代以来劳动的社会形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对于自然的平衡、对于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构成双重威胁。一些学者将马恩的这种分析看作是生态思想。 李京文、李东松认为，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运动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考察，揭示出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循环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经济循环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出二者是辩证的统一。然而，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资本主义方式也迅速地使人与自然、城乡之间发生了“物质变换的断裂”。在乡村，人们不断地把产出物从土地上拿走，“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在城市，土壤营养物质的消耗表现为环境污染。上海市委党校的时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