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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进程中我国传统诗歌理论的自我调适 中西文化交流古而有之。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输入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绝对主流的地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觉醒的晚清学人提出了对自身文化进行革命的要求。“诗界革命”的发生正是我国传统诗歌理论处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以西学东渐为契机，对自身进行调适的一个结果。 “诗界革命”的口号是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提出的。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指出，“诗界革命”就是“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将黄遵宪视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别署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观日道人、东海公、布袋和尚、公之它，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历任驻日参赞、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等职。曾创办《时务报》，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著有《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总的来说，黄遵宪的诗歌革新理论涵盖了语言、形式、内容等多方面。 一、“言文合一” 在1882年出版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中，黄遵宪说：“文字者，语言之所以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能因时而增益，画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居今之日，读古人书，徒以父兄师长，递相授受，童而习焉，不知其艰。苟迹其异同之故，其与异国人进象胥舌人而后通其言辞者，相去能几何哉?……”这段话中黄遵宪认为要使文学发达就要做到言文合一。而他在《梅水诗传序》、《与严又陵书》中对此主张也有所涉及。该项主张也为五四白话运动打下了基础。 黄遵宪对于自己提出的理论在创作中注重了实践。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发展，一些新词语渐渐出现在社会生活中。黄遵宪在诗歌创作中对这些新词语进行了运用。在《海行杂感》中他写到：“惝亦乘槎中有客，回头望我地球圆”(卷四)在《登巴黎铁塔》中他写到：“何时御气球，乘球恣来往”。(卷十一)其中地球，气球，专制，国会都是当时出现的新词语。在古体诗中嵌入新词语，是对古体诗写作的一种探索。它们在诗中的出现有利于古体诗贴近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 二、诗歌形式多样化 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黄遵宪说，“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中“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这两条谈到了诗歌的表现形式。第一条讲的是东汉流行的论辨体；第二条讲的是以文为诗，韩愈、王安石等人在诗歌创作中也对此进行了一定尝试。这两条有利于进一步丰富诗歌形式，促进诗歌形式的多样化，扩大诗歌的表现功能。如《东沟行》三句一韵，《哭威海》通篇使用三字句等诗作都是黄遵宪进行诗体改革的尝试。尤其是二十四首《军歌》，共分为三部分(《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每部分八首，格律几乎为自创，与押韵的白话诗相近。 “诗界革命”兴起后，黄遵宪继续提倡诗体改革。光绪28年(1902年)他建议梁启超在《新小说报》上采用韵文。他认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尤西堂之《明史乐府》”，应该“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短句，或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至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枝辞”，提出“易乐府之名而日杂歌谣”。 三、诗歌内容蕴含新意 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黄遵宪说，“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他不仅提到了诗歌取材内容要广泛，更要有今人之物，新鲜之境。黄遵宪先后曾作为我国外交官员出使日本、英国等地，有着丰富的海外经历。他将他所见的新事物通过他的诗歌介绍给了国人，拓宽了国人的视野。 黄遵宪在引入新内容的同时还注意了新理想在诗作中的展现。在《已亥杂诗》中他写到：“尧天到此日方中，万国强由法变通。惊喜天颜微一笑，百年前亦与华同。”在诗中，他以“纪梦”的形式更加明确的提出了这一要求：第一首表达了对国家处境的忧虑：“起起拭眼看，噫吁瓜分图”；(卷十一)第三首直接表达了对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仰慕：“我惭嘉富洱，子慕玛志尼”。(卷十一) 四、诗歌创作应具有个性 黄遵宪提出“诗之中有人”，就是要求在诗歌创作中要体现诗人自身的个性。他认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如果“舍我以从人，……即刻画求似而得其形，肖则肖矣，而我则亡也。我已忘我，而吾之心声皆他人之声，又乌有所谓诗者在耶?”。他提出诗人个人风格的形成是对他人风格的学习借鉴，“其练格则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迄于晚近小家”，但决不是克隆，“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学习借鉴他人风格是为了自身风格的形成。 在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