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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 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 社会科学战线 1997年05期 自从1886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H.M.Posnett)第一次用“比较文学”命名他的专著，到1986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回顾这一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应该说由于西方中心论和殖民主义的统治，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几乎以泯灭亚、非、拉各民族文化特色为己任。在比较文学极为兴盛的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的法国比较文学家洛里哀(Frederic Loliee)就曾在他那部名著《比较文学史》中公开作出结论： “西方之智识上、道德上及实业上的势力业已遍及全世界。东部亚细亚除少数山僻的区域外，业已无不开放。即使那极端守旧的地方也已渐渐容纳欧洲的风气……从此民族间的差别将渐被铲除，文化将继续它的进程，而地方的特色将归消灭。各种特殊的模型，各种特殊的气质将随文化的进步而终至绝迹。到处的居民，将不复有特异于其他人类之处；游历家将不复有殊风异俗可以访寻，一切文学上的民族的特质也都将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总之，各民族将不复维持他们的传统，而从前一切种姓上的差别必将消灭在一个大混合体之内——这就是今后文学的趋势。”[1]不言而喻，作为核心，统治这个“大混合体”的当然是欧洲，而实现这样的趋势，正是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现在看来，这样的主张自然是迹近天方夜谭，但在前半个世纪，认同这种思想的比较文学家恐怕也还不在少数。 六十年代，一些比较文学家提出：“比较文学就是从一种以上的民族文学的眼光或结合一种或另一种甚至几种知识学科，对任何文学现象所作的研究”。[2]但这里所说的民族文学指的也还是西方文化体系内部的各民族文学；直到七十年代，著名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的作者乌利希·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教授仍然认为东西异质文化间的比较文学是不可行的，比较文学只能在同一文化体系内进行。 二十世纪下半叶，比较文学学科有了很大发展，八十年代以来，许多有识见的比较文学家都在力求突破西方中心论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从亚、非、拉第三世界的视角来看，随着后殖民阶段的到来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广泛影响，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正在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蓬勃生机，预示着未来的更大发展。西方中心论的隐退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比较文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后殖民主义的深入人心，促使各民族力求返本归原，充分发掘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大大丰富和发挥了自己的民族性；与此同时，世界进入信息时代，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等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任何自我封闭、固守一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这一切使比较文学可以不再局限于同质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欧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广阔空间。事实上，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其深刻宏伟的工业革命和文化转型，过去得到广泛认同，以为无可置疑的默认常规都已受到挑战而变得不确定。比较文学面临着民族文化复兴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种种复杂的新问题和重重矛盾，只要迎接挑战，提出新的理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较文学就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目前我们首先感到的是文学和比较文学的非殖民化问题。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集中反映了以往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殖民体制和专制政体的灾难和祸害：两次世界大战、屠杀犹太人、古拉格群岛、恐怖主义……人类死伤无数。现在殖民体制虽已结束，但殖民主义在人类思想和心灵上的影响却仍然根深蒂固，急待清除。我认为作为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的比较文学家——罗马知识大学的阿尔蒙多·尼兹(Armandoo.Gnisci)教授在他的《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率先提出这个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指出： “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中解脱的方式。这并非虚言，条件是我们确实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后殖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前殖民者应学会和前被殖民者一样生活、共存。我说的‘学科’与西方学院体制的专业领域毫无关系，相反，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3]尼兹教授还进一步指出，一向持有优越感和权力意志的身份卡的欧洲知识分子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这一方面靠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也还要靠对方的合作和善意。他说： “不能仅靠我们的力量，以我们的哲学传统下的心理状况为基础，就能实现这种‘苦修’；相反，这只有通过比较、倾听他人，以他人的视角看自己之后，才可能实现。通过这些手段，我们最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