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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青春岁月 思想的青春岁月 那些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自愿走向农村的年轻人，注定将在70年代末之后的中国变革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他们在乡村已进行了深入思考，讨论，现在他们要寻找实现抱负的入手之处 　　 　　汇聚 　　 　　当孙方明第一次到达河南的那天，他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 976年的1月8日，他在火车上听到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从这个日子开始，中国连续地出了太多的大事。 　　其中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四五运动”。4月5日这天，天安门爆发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示威，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被再次撤销一切职务。 　　参与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有不少是从农村回来的知青。比如贺延光。他当时已经是北京市崇文区工业局最年轻的党委委员，崇文区化纤厂革委会副主任、团支部书记。他带头往广场送花圈并举行悼念活动――后来，贺延光被捕，几乎被枪毙，在四人帮倒台两个月后获释，成为这一事件中的英雄。 　　这一天，汇聚到天安门广场的，还有邓英淘、高晓蒙等日后在改革开放中崭露头角的青年人。张木生的同学李零――日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75年从内蒙古回到北京，那一天也在天安门广场的现场。 　　这一事件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及其背后的政治构想，已经在人们心目中丧失正当性了。中国必将要换上另一条轨道，而一群又一群青年人为此进行着大胆且认真的思考。 　　“文革”后期，北京已有了很多沙龙，参加者多是回家探亲的知青。他们急切地交流着各自的见闻、思想。李零回忆说，“当时聊天是主要的精神享受。大家关起门来，什么话不说?品鉴领导，纵论天下，‘粪土当年万户侯’。漂亮女孩，也是很多人的兴奋点。……外面天很冷，但屋里很暖和。强烈对比下的温暖，让人‘心里头热乎乎’。我们是在时代的洪流之外，寻找另一番天地。” 　　“沙龙都是地下的。我们的幻想，就像石板下的草籽，是从石板的缝隙往外长，只等春天的来到。上世纪80年代，很多东西，从地下变地上，全是从这种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说，革命的种子早晚要发芽。”历史确实如此。 　　不过，真正让他们汇聚起来，成为一支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力量的、还是高考制度的恢复。 　　陈锡文，1 968年9月由上海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在生产连队当农工、文书、营部书记、新闻干事。1 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 　　邓英淘，毕业于北京景山中学，1 974年到河南插队，1 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罗小朋，1 97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后，到河南农村插队。1 978年的次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研究生； 　　周其仁，1978年1 0月走进了人大的校门，从此踏上了他的经济学家之路。 　　 　　“改革四君子” 　　 　　上学以后周其仁发现，周围同学中有那么多人与他经历类似、观点相投，说起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对“文革”的总结，他们一拍即合，很快成为朋友。他们的家庭背景并不相同，有许多是干部子弟，但也有不少来自平民的知识分子家庭。如果没有这场“文革”，他们或许不会成为一个圈子的朋友。但是“文革”和下乡的共同经历，把他们推到了一起。 　　“1 978年10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大学里的气氛非常活跃。”周其仁这样回忆。 　　人民大学距北京大学不过数里之遥。当时的大学生流行到外校听课。周其仁就是通过这样听课，结识了不少外校朋友：有北京大学的学生邓英淘、老师杨勋与何维凌。通过朋友介绍朋友，他们又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小强、王小鲁；北京经济学院的江北辰、杨冠三等等。周其仁还与人大资料室老师白若冰成为朋友。白若冰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对理论问题有浓厚兴趣。后来周其仁才知道，白若冰的父亲与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是老战友，这成就了杜这位中共老资格政治家与这批青年学子间的一段缘分。 　　当时聚集在北京的，还有通过各种途径来的青年才俊。翁永曦本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村子当大队书记，1979年，经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重新分配，他回到北京进《农民日报》当记者。在内蒙古一个商业学校当教师的知青张木生，通过研究人员招考，于1980年回到北京，进入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由于不少青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这里也成为思想的另一个“策源地”。 　　时过30年后，当年的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生黄江南回忆道：“当时研究生院还寄居在北京师范大学，社科院的朱嘉明、王小强、王小鲁和我，还有两个女生李银河、林春，一共十来个志同道合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经常骑车到香山，将讨论与郊游结合到一起，兴之所至，还会翩翩起舞。王小鲁和他太太就是在某次聚会中认识的，我们一致认为他是最大的受益者。”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较小圈子里进行的，后来黄江南认识了翁永曦，他希望将他的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