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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读经社会” 由光武帝刘秀所倡导的以儒学为主导的 “读经社会”为稳定东汉政局起到了 一定作用， 但由于文化垄断和思想控制压抑社会创新力， 因此也导致了思想的僵 化和学术、政治的腐败。至东汉晚期， “读经社会”所培养的太学生和党人抗争 并不能挽救东汉的败亡，有志之士开始摒弃官方一直主导的 意识形态儒学。 王莽天凤年间， 刘秀前往长安读书， 专门研修儒学经典 《尚书》。就读期间， 因为资用不足，曾经和同学合资买驴，让从者代人载运，以运费补给开支。刘秀 求学有艰苦经历， 但是后来在学业上并没有什么成就。 然而他却以成功的政治经 营，建立了一个王朝。而一个具有特殊文化风貌的时代，也由此开始。 光武中兴：皇帝亲自开创“读经社会” 汉光武帝刘秀与他的祖上， 那位鄙视儒生， 甚至朝儒冠里撒尿的汉高祖刘邦 不同。清代史学家赵翼注意到这一点，说“帝本好学问” 。他的功臣集团中儒生 1 ——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军事领袖也“皆有儒者气象” 。“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 皆多近于儒。”“东汉功臣多近儒” 的情形，与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往往出于亡命 无赖明显有别。刘秀身边的主要将领， 确实多有儒学资质。 赵翼所举邓禹、 寇恂、 冯异、贾复、耿弇、祭遵、李忠、朱佑等凡十四例，都具有一定的儒学修养。所 谓 “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 （《廿二史札记》卷四）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 “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每到一地，未及下 车，而先访儒问雅，对于儒学学术建设予以特殊的关心。于是“四方学士” “云 会京师”。建武五年（ 29 ），天下未定，刘秀即“修起太学” ，“起太学博士舍，内 外讲堂”，吸引诸多学士云集京师，一时形成了“诸生横巷”的文化盛况。 本人能通《春秋》和《尚书》的汉明帝，永平二年（ 59）曾经亲自到太学讲 经，《后汉书·儒林列传上》 记载当时情形： “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 ， 旁听围观的群众多至以十万计。 可见儒学隆赫一时的盛况。 又为功臣贵族后代别 立校舍，挑选其中有才能者入学，并要求近卫武士都应通《孝经》章句。永平十 五年 （72），汉明帝又亲御讲堂， 命皇太子、 诸王解说儒家经典。 汉和帝曾经 “数 幸东观，览阅书林” 。汉顺帝永建六年（ 131），又重修太学，扩建二百四十房， 2 ——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 一千八百五十室，令公卿子弟为诸生。汉质帝时，临朝执政的梁太后颁布诏书， 令秩级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员都遣子就学。 太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 关于东汉 洛阳人口数，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有人提出“东汉洛阳城内人口为二十万，洛阳 地区人口为四十万左右” 的认识，这种意见大体可信。 当时太学生在洛阳居民总 数中所占比例是惊人的。 就全国而言， 有人测算， 东汉后期每万人中即有太学生 六人，顶级学历的知识人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率如此之高，也是历史上罕见的。 汉灵帝熹平四年（ 175），又诏令诸儒正定《五经》文字，刊于石碑，树立于太学 之门，使天下读书人有所标范， 也成为文化史上的要闻。 一时 “东京学者猥众”， 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而各地的地方官办学校，也有空前的规模。 学院到宫廷：人人都好好学习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