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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讲 明朝法律制度  一、主要法律 (一)《大明律》 吴元年（1367）冬十月朱元璋平定武昌，即吴王位后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以“法贵简当，使人易晓”为修律宗旨，参照唐律制定律285条，十二月颁行。洪武六年（1373）诏刑部尚书刘惟谦等撰定《大明律》，次年完成，颁行天下，篇目一准于唐，内容有较大变化，凡30卷，606条。 洪武九年朱元璋以律条“犹有未当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议厘正十有三条”。洪武二十二年，又命翰林院和刑部再次更定《大明律》，将篇目改按六部官制编目，即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30卷，460条。隋唐以来沿袭已久的封建法典篇目，至此一变。洪武三十年将《钦定律诰》147条附于其后，总其名曰《大明律》，五月正式颁行。 从《大明律》的内容看，它脱胎于唐律，又不同于唐律。它总结了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朝建国三十处封建统治和司法镇压的经验，增加和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发展、比《宋刑统》更加周密的封建法典。 朱元璋曾下诏“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因此除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将《问刑条例》附其后面而形成《大明律附例》外，终明一代，《大明律》的律条通行无改。 它不仅标志着明代封建立法的成就，而且影响了清代立法的格局。因此，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代表性法典，不仅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影响了朝鲜李桂成时代的《刑典》和《刑法大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改定律例》，越南阮世祖时期的《嘉隆皇越律例》和宪祖时期的《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的制订。它在中国法制史上与唐各领风骚数百年。 (二) 《大诰》 明太祖分别于洪武18年8月、19年3月、11月和20年12月，连续编制颁布了《御制大诰》74条、《御制大诰续编》87条、《御制大诰三编》43条和《御制大诰武臣》32条，共236条。 这四篇大诰与《大明律》一样，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明初的重要法规。洪武三十年，太祖“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重略，附载于律”。《大诰》中的例实际上成为律外之法，起着补充、解释《大明律》的作用。 《大诰》的体例模仿《尚书·大诰》（是周公东征前对臣民的训诫）。编制大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行法制宣传，用严惩官民犯罪的具体案例，树立善与恶、曲与直的标准，劝诫人们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大诰》四编汇总了当时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兼有朱元璋的“训导”，从而制定出新的法律规范。 它的主要精神是： 第一，作为朱元璋推行重典治国的“特种刑法”，规定了许多严酷的刑罚。如族株、凌迟、枭首、斩、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或去膝盖）、剁指、断手、月足等，大多是大明律所未设的。而且与《大明律》相比，用刑更为加重，如贪赃罪，明律计赃论罪，而《大诰》则规定“凌迟示众”。 第二，设置了不少大明律所没有的禁令和罪名。如“禁游食”“市民不许为吏卒”，“严禁官吏下乡”“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 第三，《大诰》偏重于打击官吏贪赃和豪强作恶。如《大诰续编》中属于这两类案件的占70条左右。 (三)“例” “例”即判例或事例。以例或条例作为断案的根据，以补法律之不足的做法，到明代愈益发展。其原因主要是明祖有训，《大明律》不可擅改，否则，“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但随着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为了使法律更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就必须进一步发挥例的作用。 弘治五年（1492）刑部尚书彭韶等人对历年旧例加以删繁去复，编成《问刑条例》；弘治十三年诏三法司议定《问刑条例》297条，作为常法，颁行天下，与律并行。 武宗、世宗朝又有增加，到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又重修《问刑条例》，将嘉靖以后的诏令、军政条例、捕盗条例与刑名相关者皆辑入，共382条，附于《大明律》之后，合为一书，形成《大明律附例》。 (四)《大明会典》 自明初太祖废中书省后，封建政权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法律关系也日趋复杂。明初统治者为了调整封建行政关系，相继制定了一些带行政法规性质的条例。 由于此类行政性法规显得零散不统一，难以有效地调整行政关系，故从明英宗正统（1436-1449）开始编纂具有行政法大全性质的《会典》。至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书成，共180卷，但未颁行。后经明武宗时期“补正遗阙”，于正德四年（1509）正式颁行天下，称为《正德会典》。 又经明世宗、明神宗时期的重加校刑增补，分别于嘉靖28年（1549）和万历十五年（1587）形成《嘉靖续纂会典》、《万历重修会典》。 至此，会典内容增多，达228卷，后世所说的《明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