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城镇化”困境与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docVIP

“人的城镇化”困境与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 劳动力外，还冀望城镇接纳他们的人——不是名义上的“新市民”，而是名副其实的“市民”。遗憾的是，中国农民市民化发展极其缓慢，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对象仍主要是升学进城的乡村人口和城郊失地农民，绝大多数城镇打工者的转身道路还不顺畅，存在诸多障碍。 农民市民化难，没有大突破，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人的城镇化缓慢。人的城镇化相较于农民市民化来说不是“新瓶装旧酒”，人的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有更多的交集，二者都包括进城打工农民和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以及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居村农民的城镇化，都要求促进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不断提高城镇化率，并且还要推动城镇文明、城镇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向乡村延伸，努力让居村人口过上与城镇居民一样的现代文明生活。但是，人的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还有一定的差别：以往的农民市民化主要以传统城镇化为背景，将农民市民化定位在农民进城上，或者说是在城乡二元结构框架下解决农民进城、市民化问题；而人的城镇化对应的是新型城镇化，它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社会背景，既要通过人的城镇化发展消弭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还要借助人的城镇化发展来提高中国城镇化质量，彻底纠正并切实解决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问题，实现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人的城镇化是一项综合、系统的工程，它包括城镇化与市民化两个方面，并且它们互构在一起。人的城镇化失误主要是政府将城镇化和市民化分开进行，重城镇化建设而忽视市民化发展，以至于造成人口城镇化率高而户籍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率低的“半城镇化”问题。 市民化与城镇化分离也表现在学术研究上。一直以来，城镇化和市民化研究是分开进行的，各有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研究主题。具体地说，城镇化研究关心的是中国城镇化目标、道路、战略措施、郊区化、工业基础、资源环境等1，而市民化研究则关心人口流动、非农就业、补偿安置、社会身份、角色转换、空间转向、社会排斥、社会认同、行为互动、文化适应、社会支持、市民化意愿、打工者权益维护等2。虽然有学者在研究中不经意地介入对方，但双方都不愿意涉及太多，以避免冲淡自己的研究主题。换言之，学界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的一些学者没有将农民市民化研究置于城镇化研究中，或在城镇化研究中少有将农民市民化作为研究主题的。虽然经过学者们不懈努力，城镇化和市民化的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完成度，并建构出一些成型理论，但缺乏农民市民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 人的城镇化滞后还不仅仅在此，城镇化与市民化衔接不够只是人的城镇化发展缓慢的表象问题，其背后根源在于公共服务不足或缺乏。就人的城镇化内涵和一般要求来看，无论是进城打工者市民化、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还是居村农民市民化，进城、改变户籍仅是“名头”， 乡村人口减少，乡村进城（包括村镇）人口增多，意味着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但是，人口城镇化提高如同土地城镇化一样，仍属于城镇化粗放型发展，它注重的是城镇人口规模，而不是城镇化发展质量，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关键是要让进城农民和居村农民都能公平、公正地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如果城镇公共服务全面、深度地覆盖进城打工者，如果城乡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发展，如果流动人口都能充分享有居住地的公共服务，乡村人口就能深度融入城镇中。即使仍有一些人居住在乡村，他们也因享有城镇居民均等化公共服务并过上与城镇居民同样质量的生活而成为居村市民。如此，能否走出人的城镇化发展困境，实现乡村人的城镇梦，根本在于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和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本研究基于人的城镇化与公共服务之间的耦合性和内在逻辑，全面考量人的城镇化发展多方面需求和深层次矛盾，并由此提出进行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一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