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谪仙人之称谓及其意义 谪仙人之称谓及其意义 作者：松浦友久 翻译：尚永亮，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0年10期 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2000）01－0026－06 李白作为“翰林供奉”和作为“宫廷诗人”在事迹上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与此相类，他的“谪仙人”事迹也有与其“翰林供奉”和“宫廷诗人”事迹相重合的部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李白以“谪仙人”的赞辞为契机，得到了翰林供奉、宫廷诗人的地位，既然如此，那么他在此地位的言论行动就不可能与谪仙人的形象全无关系。 就李白研究总体看，“翰林供奉”与“宫廷诗人”的核心是各有差异的，而“翰林供奉”、“宫廷诗人”与“谪仙人”的核心不用说也就存在着更大的差异。可以认为，前二者不过是被限定在第二次在京期的一个短时期的社会性角色，与之相对，后者却贯穿李白一生，与其作风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在现在的有关资料中，最早提到李白与“谪仙”关系的，是李白自己的作品《玉壶吟》。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在此一时期的诗作中，常有对已经成为“金门”“谪仙人”了的自我的描写。我们知道，“谪仙人”这一称呼，是天宝元年晚秋之际亦即第二次在京的初期，李、贺二人在长安紫极宫会面，由贺知章对李白作出的赞赏性的评价。这一词语不只是出现在两年后的《对酒忆贺监》等作品中，它作为诗人的代名词，在仅仅一年后的这首《玉壶吟》中已被使用，而且其中并无与贺知章的关联。由这一事实可以确认，在这一年间，“谪仙人”的称呼已开始作为李白的代名词而在长安的士人社会中通行。如果考虑到东方朔的故事虽与“金马门”有关，即与“谪仙”无关这一事实[1]， 则李白对此一称呼的自负和满足，恐怕就更加明确了。 李白在京期的作品提到“谪仙”的只有上述一首，而在其卒后的有关传记中，却有不少史料将此一时期他作为诗人的事迹与“谪仙”联系起来加以记述。作为基本史料，如下几条较为重要： （1）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 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2] （2）故宾客贺公奇白风骨，呼为谪仙子。 由是朝廷作歌数百篇。[3] （3）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谪仙歌百余首。 铭曰：……嵩岳降神，是生辅臣。蓬莱谴真，斯为逸人。晋有七贤，唐称八仙。应彼星象，唯公一焉。[4] 这里有对所谓“酒中八仙”的有趣记述，并包含着与杜甫《饮中八仙歌》的关系。在李白这里，饮酒和作诗，特别是与酒友的集团性的饮酒和作诗，无疑构成了李白研究本身的有意义的论题[5]。 然而，就“诗人李白的长安体验”而言，不可欠缺的是，李白将“谪仙人”的称号与自己的本质作为相吻合的东西而予以积极地受容，并且在此之后，他的诗作活动作为与“谪仙”形象不可分的部分，而被自己和他人所意识到，从而“酒中八仙”的事迹实际上也就和“谪仙人”的称号密切地关联在了一起。 关于此问题首先应注意的一点是，在上引的传记史料中，无一例外地将“谪仙人”（谪仙子）的称呼和作于朝廷的多首《谪仙之歌》直接联系起来加以记述。 那么，这《谪仙之歌》具体指什么呢？在现存的李白作品中，没有哪首诗的诗的诗题中有“谪仙”二字。因而从其所记数量来看，“数百首”也好，“百余首”也好，要点在于：在李白前后约三年的在朝期中，创作出了具有“谪仙”诗风的众多作品——这样解释是妥当的吧。 进一步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谪仙”这一称呼，无论对李白而言，还是对他人而言，似乎都是那么适当的一个评语而为之接受？这一点作为李白论、诗人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与李白富于变化的经历相应，“青莲”、“翰林”、“酒仙”、“醉圣”等不少称呼都成了他的代名词，但从李白性格与诗风关系这一意义看，却只有“谪仙”才具有最适当贴切的象征性。据上引第（1）条“多言公之不得意”之后的记述， 所谓《谪仙之歌》多半是指李白第二次在京期后半的饱含失意、愤懑的作品。 天宝元年秋，贺知章在长安的紫极宫（太清宫、老子庙）与李白初次见面，接触其人其作后即呼为“谪仙人”。这件事情，以有关此一问题之第一手资料《对酒忆贺监》序中所记“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为中心，综合其它相关资料来判断，其真实性是可信的。 那么，为什么贺知章要从应有许多的赞辞中选择了“谪仙人”一语呢？作为直接明了的原因是：（1 ）评论人贺知章两年后将成为道士而归隐于故乡四明（浙江）的道观，他与道教信仰有着深厚的亲近关系；（2）被赞赏者李白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