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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陈云如何提携年轻干部 邓小平陈云如何提携年轻干部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忧虑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但是，与此同时，邓小平、陈云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有了新的忧虑?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10年“文革”内乱，林彪、“四人帮”猖獗，党的干部路线遭到严重破坏，造反派、打砸抢分子和帮派骨干分子混进各级党政机关，正常的干部培训、选拔、任用机制被打碎，德才兼备的干部成长道路被堵塞。“文革”以后清理了这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三种人”，但由于“文革”，党的干部结构出现严重的断层现象，各级领导机关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 与此相应的突出问题是，各级领导班子老化的状况非常严重。“文革”之后，中央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冤假错案平反(到1982年底，全国共纠正300余万人的冤假错案)，一大批被冤屈的老干部获得解放，恢复工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是党正视历史、正确对待老干部的结果。但是，由此产生了新的问题：大量的老干部返回领导岗位，大体上恢复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很快就出现了“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的现象，并且使党政机关领导班子原本年龄偏大的问题更加突出。1979年，各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正副部长、主任平均10人以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成员平均17人、政府领导成员平均11人以上，最多的省正副省长20多人。当时中央管理的干部中，60岁以上者占50.55%，其中65岁以上者占26.7%，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在61岁以上。许多老干部年高体衰，积劳成疾，很难承担领导岗位的繁重工作。 1980年代初，陈云就此指出：“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六十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还是七十岁以上的干部，政府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大体也一样。”“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 提拔了年轻干部，怎么安置老同志呢?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务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中说：庙只有那么多，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 。 邓小平关于干部实行离退休制度的建议，得到中央大多数人的赞同，陈云说“这势在必行”。据此，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1980年9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同年9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之职;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主动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目的是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腾出台阶。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在给接班人让路方面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如何减少老干部的“出”与中青年的“进”的阻力 但是，老干部的“出”与中青年的“进”阻力很大，提拔青年干部步伐不快。陈云对此十分着急，说“如不在这一两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则将是极大危险”。 1981年5月他撰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分送邓小平、胡耀邦和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并建议“可否在六中全会时议论一下青年干部的问题”。 邓小平十分赞同陈云的意见，并且敏锐地感觉到根本症结是“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即要做好青年干部选拔工作，必须妥善处理老干部的问题。1981年6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印发了陈云的文章和座谈会纪要。会后，中共中央把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党委书记留下来开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多次强调：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大了”、“十分迫切，十分重要”，他指出：“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他要求：解决这个问题，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 邓小平还不客气地批评有一部分老同志还没有解决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的问题，表扬主动让位并推荐李鹏担任部长的水电部老部长刘澜波，建议大家向他学习。邓小平并把这个问题提到关系党兴衰成败的高度，喻之为“一场革命”，疾呼：“总之，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反复倡导、呼吁，深化了全党的认识。198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