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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与舆论监督权 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与舆论监督权 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与舆论监督权 公众人物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 ，亦称公共人物、公众形象（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ｇｕｒｅ），是在一定范围内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并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党政官员、公职候选人等政要人物；文艺界、影视界、体育界明星；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科技界、企业界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其他公共人物，主要是附属性公众人物和偶然性公众人物等非自愿性公众人物，前者包括高级领导的家庭成员、身边工作人员以及领导干部犯罪案件中的共同犯，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公众知晓的人物。如成克杰特大受贿案件中成的情妇李平就属这类人物。后者主要是指因一些偶然性因素而一夜成名的人物。如产下多胞胎的妇女、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和肇事者，哈尔滨宝马案中的主角苏秀文就属偶然性公众人物。此外，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和严重违纪人员以及其他公序良俗的违背者属于转化性公众人物。他们因其犯罪、违法、违纪和反道德行为受到社会关注，是反面的社会公众人物，如张君、刘涌等。 名誉权、隐私权是两种不同性质但又紧密相连的人格权。我国《民法通则》中没有使用隐私权概念，司法实践中将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类推适用名誉权保护的有关规定。除了具有一般公民名誉、隐私权的专属性、非财产性、隐秘性和受法律保护性的特点外，公众人物的名誉、隐私权还有其鲜明的特征： １．公众兴趣性。公众人物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其工作和生活都为人们所关注，能引起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广泛兴趣。特别是政治家、各类明星的私人生活部分更是公众的兴趣所在。故此，新闻媒体对公众人物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生老病死、婚姻恋爱乃至各类丑闻都甚为关注。对公众人物工作、生活的关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心理需求是公民实现知情权、舆论监督权和言论自由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文明进步、追求民主和平等的表现。 ２．与公共利益的相关性。公众人物因其广泛的社会知名度使之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道德示范力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引导性故公众人物的工作、生活、言行举止不仅为公众所关注而且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甚至构成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公众人物优良的人格、行为、言论都深远地影响着社会价值的评价具有良好的宣示效应和法律、道德导向作用。 ３．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性。与公众知情权、舆论监督权的冲突是公众人物名誉、隐私权的最为突出的特点，其实质是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一方面，公众人物要最大限度保护其名誉、隐私权，维护个人信息秘密和个人生活的安宁。另一方面，公民的知政权、社会知情权、个人信息知情权使得高中级官员的学历、出身、个人品德、财产状况、廉政勤政状况、家庭成员状况以及各类明星、社会知名人士的工作、生活、言行都有可能成为公众知晓的内容。这种价值的冲突，只有借助法律的手段，方能得到调整和平衡。 ４．法律保护的有限性。公众人物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享有的社会知名度、关注度、影响力、号召力和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权力乃至某些特权，都不是普通公民所能比的。因此，社会就要建立一定的制约机制，限制公众人物对某些权利的行使。也就是说 公众人物由于一方面拥有更多的权力和地位，另一方面，他在权利的行使特别是名誉、隐私权就要受到限制，他们不可能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在名誉、隐私权方面享有平等的保护，其保护范围要比老百姓小。 从法理上讲如此，但在我国的公众人物身上一直存在着“嫁人悖论”的矛盾。古代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姑娘同时收到两家托人提亲，其中第一家的小伙子长得很丑，但家里很富有；第二家的小伙子长得很帅，但家里很穷。姑娘同时答应了两家，媒人急了，说，你只能从他们两人中挑一个呀！姑娘回答说，我白天吃在第一家，晚上住在第二家。类似“嫁人悖论”那样的逻辑错位，不单存在于虚拟的故事之中，也发生在现实的情境之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和名誉权保护，与公众的知情权、公民和媒体的批评监督权的保障之间，一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有些娱乐界、文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大腕，动不动就以自己的隐私权、名誉权受到侵害为由（如著名球星范志毅诉上海《东方体育日报》侵害名誉权一案），把媒体和作者告上法庭，更有一些党政官员和国家机关，只要媒体的报道、公民的言论有只言片语他们看不顺眼，就一纸诉状将媒体和公民推上被告席。本来，从权利的起点和类别上看，公民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属于私权，公众的知情权、公民和媒体的批评监督权属于公权，党政官员和明星大腕既然选择成为公众人物，就像一个姑娘选择嫁人那样选择“嫁”给了社会，在享用公职待遇、公众拥戴、媒体追捧、广告收入等公共资源的同时，也理所应当要成为公众知情权、公民和媒体的批评监督权所直接涉及的对象，相应地，他们也理所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