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村恐怖 [麻风村孩子的“台湾妈妈”] .docx

PAGE PAGE 1 麻风村恐怖 [麻风村孩子的“台湾妈妈”]  　　 　　台湾女记者扎根麻风村 　　 　　尽管已经过去了11年，第一次进入麻风康复村的情景，张平宜依然历历在目。 　　“那真是个被刻意遗忘的黑暗角落。”这个来自台湾的女人缓缓地说。 　　那时，她还是台湾《中国时报》的资深记者。为了采访大陆麻风康复村的现状，她多方询问后，来到了四川省西部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这儿曾被人称为“隐形的村落”。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此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在村子里，张平宜看到，许多麻风病患者只能拖着残缺的四肢在地上爬行，身后带出一道道血痕，在自己的采访笔记里，她这样描述道：“他们的肢体被细菌吃掉了，就好像蜡烛燃烧后融化变形。” 　　村庄里到处都是游荡的孩子，他们不再有父辈那可怕的疫病，眼神里流露出野性的天真。这让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不由自主地想到：“这里总该有一所学校吧？” 　　唯一的小学，在海拔1800米的山上。教室是两间破土房子，没有一扇完整的窗户。学校的招牌是小偷唯一看得上的财产，早已被盗。这里挤着70多个学生，大部分只能站着听课，孩子们的脸都很脏，脏到只能看见两颗眼珠子。 　　如果连这所学校都垮了，张平宜不知道这些生长在麻风病阴影下的孩子还能有什么希望。这个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女人向老师许诺：“你留下来，我去筹钱盖一所新的学校。” 　　2002年，正如她承诺的那样，崭新的教室已经在大营盘落地生根，而这个台湾女人的命运，也和这个一度被外界遗忘的村庄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她辞去了百万年薪的工作，在海峡对岸开办了“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致力于大营盘麻风病人的子女教育。 　　最开始，她将自己的动机解释为一种“最朴素的母性”。但现在，她的长期愿望是：“让这些麻风病人的子女都能正常地融入外部社会。” 　　外部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个村庄里很少有人知道。这儿的村民只能感觉到，自己是“令人害怕又讨厌的人”。就连这儿的老师去县城开会，当地的老师都没有人愿意和他同桌吃饭。 　　但张平宜这个朋友们眼里“典型的千金大小姐”，却在海峡对岸为这个令人恐惧的村庄呐喊。 　　她在台湾写文章募款，到处演讲、卖书，或是带着医生丈夫每月给的钱坐出租车，去试图说服潜在的资助者。“下辈子什么都不做，只要做个有钱人。”这个此前从没经历过窘迫生活的女人，一度“咬牙切齿”地说。 　　她带着这样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善款，回到大营盘，当上了新教学楼的“监工”。每一天，她都要在县城宾馆和大营盘村之间颠簸的土路上来回往返。因为学校没有厕所，这个有点洁癖的女人常常一整天不敢喝水。如果内急，就小跑半个小时到邻村，借用猪圈隔壁的厕所。 　　 　　张阿姨就像妈妈一样 　　 　　在那些麻风村的孩子看来，张阿姨就像妈妈一样。她熟悉每个孩子的家庭状况与脾气秉性。比如依伙克古，只有5岁，是学校里个头最小的孩子，也是最认真的旁听生。他喜欢上学，因为在这里能见到爸爸依伙布都，这个22岁的年轻人，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像依伙爸爸这样的“超龄小学生”，在校园里并不鲜见。甚至在2021年之前，这所已经成立了十几年的小学，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毕业生。 　　因此，与家长“抢孩子”就成了张平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她说：“我们拼了老命寻求一条希望的道路，有人走过来了，有人却中途跑了。”在大营盘的时间里，只要发现一个孩子消失，她就会跑到对方家里，“胁迫恐吓”那孩子回来读书。 　　阿被拉且曾经消失过。这个彝族男孩读完一年级后就回家放羊。直到学校重建，这个14岁的男孩才开始读二年级，他在这儿的小学毕业，又在县里读完中学。现在，24岁的阿被拉且在青岛的工厂工作，小时候那个“只敢傻傻看着的张阿姨”，如今已经成了朋友，他们常认真地分享心事。 　　“父母着急让我回去结婚，可是张阿姨说，还是找一个真正喜欢的才好。”阿被拉且说。 　　对于张平宜来说，那就是“我的孩子”。她喜欢和孩子们亲近，只是只要稍微接近，就会被跳蚤咬60多个包。这个年轻时颇有些“王祖贤味道”的女人，如今腿上布满了跳蚤留下的伤痕，甚至夏天也不敢穿裙子。 　　从洗脸、刷牙、洗澡开始，她慢慢教会那些孩子如何“保持个人卫生”。一个电视台记者来到这个村庄后发现，如果农户家里有两把牙刷，那这两把牙刷肯定属于两个上过小学的人。 　　可是，一旦抛开孩子们带来的成就感，张平宜面对的总是非常具体的困境。大营盘小学周边没有水源，几年前，当地政府在这一带山区修建了引水工程。不过，大营盘是这条水线的最后一站，一部分水管暴露在地面。有时，一头牛踏过去，或一个口渴的人截开水管，都可能给学校带来“停水灾难”。 　　“简直是要疯掉了。”张平宜用戏剧化的语气形容当时的窘境。有时停水要长达一个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