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期待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docxVIP

PAGE PAGE 1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期待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事件：社会各界关注的收入分配调整问题，已完成了政策拟定过程，开始进入到政策审议的阶段。据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透露，目前由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撰写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意见，已经提交到国务院审议。 　　 　　众议： 　　收入分配改革不能沦为“精神会餐”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真堪用“千呼万唤不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来形容。 　　究竟如何才能使此项改革取得良性效果?综合目前所能得到的信息及以前的教训，应该注意： 　　一是要更加着重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虽然近年来一直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但实际上不同行业、阶层的收入差距却在迅速拉大，即便同一个企业当中，老总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也往往令人咋舌，“天价薪酬”几乎不再是新闻。从这些现象可以知道，在许多地方实际贯彻的仍然是效率至上的原则。 　　二是不能仅仅关注收入分配的过程本身。收入差距之所以越来越大，不仅是分配过程本身的不公，有很多更在于机会的不公，而且机会的不公是由于一些不公平的制度设计所导致的。比如很多城市对外来人口就业设置门槛，非本市户口便不能获得报酬优厚的工作；再比如有人房子被拆迁，所获赔偿很少，为解决新房子而被迫成为“房奴”。这些现象，严格说来便不属于“分配”问题，而折射出某些制度或执行的不公。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能忽略这些问题和现象。(《青车时报》郭之纯)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里为何没见草根声音 　　“国家发改委在2021年、2021年分别举行了四次内部征求意见讨论会，组织有关部委官员和学者，进一步论证和修订改革总体方案”。然而，没有草根阶层和低收入者的声音，总是一种遗憾。 　　收入分配制度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为我国目前行业之间、区域之间以及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存在着诸多不公和秩序混乱，对低收入者造成了伤害。所以，国家一再强调“让低收入者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是‘重中之重’”。 　　为了解决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存在的矛盾多、问题复杂等遗留问题，有关部门更应取信于民、问需于民和问智于民，充分调动各阶层的思想智慧，进行充分博弈。人多智慧多，理不辩不明，唯有如此，既得利益者才不敢继续推行“个人利益保护主义”，特殊利益阶层就无法推行“利益法制化”，垄断行业高收入者就不能继续凌驾于国情和民生疾苦之上，收入分配环节存在的诸多不公就有望得到遏制。 　　之所以强调草根意志，是因为这种改革肯定不会一帆风顺，既得利益者总会为进行利益反噬，比如针对工资增长机制，有些政府和企业就大嘁“涨薪威胁论”。有人说，现在涨工资，会加速企业倒闭，过分放大了涨工资的负面效应。所以，清除收入分配不公，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是最有效的助动力。群众理直气壮的质疑责问会汇成浩荡的声音潮流，对不良利益产生围攻阵势，它们就不得不放弃侥幸心理，更有助于分配公平的落实。 　　问计于民、开门立法已成了政府行政常态。事实证明，官民互动不但不会影响决策难度，增加决策阻力，反而因为重视民声、吸纳群众智慧而得到了提升。我们大可以放宽心聆听群众心声，而不要搞自以为是的关门立法。(《山西晚报》刘克梅) 　　 　　调整国民收入重在一次分配 　　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是“一次分配重效率，二次分配重公平”。但实践证明，一次分配是主调，二次分配(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只是微调。在既定时期内，社会创造的总财富是给定的，如果一次分配差距过大，那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再大也没用。 　　现有的社保缴存机制却是按高收入的那部分人“平均工资”来设定标准的。按规定，五险一金缴费总额达到个人工资额67.1％，其中个人缴纳2396上下，单位缴纳44％上下。这对个人和单位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相关办法还规定，“低于上年度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按60％缴纳。”也就是说，即使你的工资低于统计平均工资的60％，还得按平均工资60％的标准缴纳五险一金。于是，工资越低的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占个人工资的比例可能越高。社保体制因此带有很强的“劫贫”性质。 　　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必须找准症结。一是要下定决心调整税收结构和税率，改变“国富民贫”的格局。否则，主要国民财富掌握在政府手里，民间的创造积极性一定会日渐萎缩，而政府机构和人员一定会越来越膨胀。 　　二是下定决心打破行政垄断，将资源配置的主导权还给民间和市场。现有的行政垄断企业身兼海内海外上市的多重身份，在挤压中小企业和民众的同时，无休止地掏着国内投资者的口袋，却成为“海外投资者”的提款机。2021年140家“央企”利润全球一枝独秀，差一点点就赶上美国500强利润总和，但向国家上缴利润却不到10％。 　　三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