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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形象塑造看万比洛夫戏剧的伦理秩序建构 摘要：万比洛夫的道德心理剧中并不存在承载主流价值观的正面中心人物，其多中心主义、巧合性的情节和肖似性的结局将思考与判断的权利交还观众。剧本世界中塑造有多重道德类型的女性形象，她们随着戏剧情境的变化发展而在行动素六格中移动，揭示出了剧本的深层意识形态。本文从女性形象塑造为切入点，在戏剧符号学视域下，分析万比洛夫戏剧中伦理秩序建构的策略，以期从新的角度对“万比洛夫之谜”作出解读。 万比洛夫在其短暂的一生里创作有五部多幕剧、一部独幕剧和两部戏剧小品，塑造了各式各样生动多彩的女性形象，有如玛琳娜般吝啬无情的旅馆餐厅服务员，有像列普尼科娃一样不满于家庭生活的主妇，也有像塔尼亚一样执着追寻爱情的少女。她们或充当腐朽伦理的帮凶，或作为社会黑暗现象的看客，或成为相信善意、乐于助人的黎明曙光。这些女性形象虽然大部分在剧中并不占据重要位置，往往围绕男性主人公展开行动，但却在剧本的伦理秩序建构上起着隐性作用。此前对于万比洛夫笔下女性形象的研究多集中于女性主义方面，对“万比洛夫之谜”的研究则多从伦理学入手。其实，用戏剧符号学的理论来看，万比洛夫笔下的女性形象对于剧本中旧伦理秩序的瓦解和新伦理秩序的建构，有着至关重要且多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再对“万比洛夫之谜”进行探索，不失为一种新的路径。一、女性形象的多重道德类型戏剧符号学家安娜·于贝斯菲尔认为，与人物的概念所不同的行动素具有抽象或集体的属性，是由有着区别性特征的一定数量的人物组成的。当情境发生变化时，人物在主体和宾体、发送体和接受体、辅助体和反对体六格中的位置随之变化，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于从抽象层面揭示出戏剧文本的主题表达策略，“允许人们在戏剧文本里确定意识形态之所在以及它所提出的问题，甚或是答案”（一）冷漠而利己的失德者剧本中这一类女性以猜忌多疑、冷漠无情为共同特征，以利己的目标在剧作中执行落井下石或戕害他人利益的行动，承担激化矛盾戏剧功能。如为了攒钱而一毛不拔的旅店清洁工瓦秀塔，不仅拒绝帮助落魄的安丘金二人，还和剧中除了法英娜的其他人物一起对赫木托夫的善行进行罪恶的质疑审判。万比洛夫幽默而生动地塑造出这些道德滑坡的女性，自己远走高飞而撇下年迈父亲的尼娜亦是如此。万比洛夫借助此类女性的塑造直接表现对当时社会环境下失道现象的揭露。（二）腐朽道德下的觉醒者相较于上一点中社会腐朽道德和利己风气的帮凶，这一类女性已然或早或晚地意识到现存伦理秩序的不合理性。在目睹了丈夫列普尼科夫赶走年轻学生科列索夫并拒绝其道歉而坚持将其开除之后，列普尼科娃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直言“他们是这样处理生活，而我们照另外的样子生活”“我的愚蠢使你感动，你培养和要求我的从来只是愚蠢”。然而，这一类女性人物由于受到年龄或处境制约，无力突破现有局面，正像列普尼科娃虽然意识到自己的丈夫只是个半瓶子醋的学者，但深知一切已为时过晚，只能假称“一切都好，一切都正常”而屈服于现状继续过活。时不时斥责丈夫酗酒、为老的补贴金出主意的中年女性霍罗希赫以及认清了情人永远不会娶自己的卡什金娜等等也属于这一类形象。作为腐朽道德下的觉醒者，她们以觉醒者的姿态同旧道德做出反抗并表现出一定的女性意识。（三）新伦理秩序的先行者剧中这一类女性以同黑暗伦理秩序彻底割裂的姿态出现，她们单纯善良，对人怀有诚挚的善意，相信正义，乐于助人。如众人里唯一相信赫木托夫的善行的法英娜，执着地修复栅栏的瓦莲京娜，还有自由追求所爱的塔尼娅。万比洛夫借剧中人之口说出了对这类女性形象的由衷赞美——“就像乌云中射出一线光芒”。从这一点或许也可以反驳当时苏联各大剧院认为万比洛夫的戏剧太“悲观主义”的观点，这类人物就是剧作家在其黑暗环境中设置的希望。二、女性形象在伦理秩序建构中的作用万比洛夫称自己作品的主人公的是“迷惘的一代”（一）发送体—接受体对子下建构新伦理秩序的灯塔处在发送体格子的女性形象起着重要作用，是构建新伦理秩序的灯塔。塔尼娅在学校宿舍、墓地、花园的三次主动造访以及在告别晚会上的真情流露使柯列索夫对自己为了换取大学文凭而出卖爱情的不耻行径幡然醒悟。他主动打破由这一由列普尼柯夫设置的畸形伦理模式，否定换文凭的约定，试图找回与塔尼娅的爱情而实现自我救赎。“发送体—行动素的确定对隐含在寓言下的意识形态冲突的确定如何是绝对性的。”（二）辅助体—反对体对子下反对腐朽道德的正面力量辅助体和反对体分别指在主体追寻宾体的行动中所遇到的促进和阻碍力量。在万比洛夫的戏剧中，那些处在反对体单一位置上的女性人物对核心冲突中混乱的伦理秩序发出直接抗议。如相信赫木托夫的善行面对众人审问的法英娜，辅助体和反对体上力量的悬殊也正表达了剧作家对社会普遍道德滑坡的忧虑。相反，处在辅助体位置上的维克托莉雅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