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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建议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公共卫生危机，社会各级系统在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其治理能力也经受了重大考验，这次危机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了挑战和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不断蔓延，这意味着疫情风险与人类社会发展将处于长期伴随的状态。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疫情防控下的农村基层治理短板 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地区的冲击较大，农村地区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其中凸显的短板或与农村社会结构特点相关。正视农村基层治理短板，是当下亟需重视的议题。 一是农村社群的离散性给基层治理带来挑战。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不同，村庄一般规模不大，人口密度较低，户与户之间分散居住，这种空间分布形态不利于网格化管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多村庄的年轻人外出务工，导致农村人口不断流失而形成“空心村”，村庄的规模进一步缩小，农村社群变得更加离散，使得农村社区面对重大疫情很难像城市社区一样，迅速动员并组织起来应对疫情冲击。 二是农村血亲化的人际关系影响基层治理的行事规则。农村社会是典型的人情社会，其中的人际交往有着密切的族际关系和血缘关系，即使邻里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在长期的相处过程中彼此之间关系非常密切。“血亲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更加重视“情”，这是农村社会较为普遍的行事规则。当一个社群不重视规则或法律时，基层治理的难度就加大了，特别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除了危机本身，还会带来一系列次生风险。 三是个体自律性不高加大了管控难度。村民平时生产生活的约束较少，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有着很高的自由度，基于农耕社会形成的这种个体化的生产生活形态，村民自我意识较强，不喜欢受到约束和管理。个体的自律性不高，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显然不利于加强个体的管控，容易造成一些管理矛盾和个体冲突。 二、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分析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农村基层治理牵涉很多因素，如何解决农村基层组织能力、舆情应对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深入讨论。 一是农村基层组织能力不强。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基层治理逻辑是自上而下启动各级组织并迅速应对，层层落实到农村基层组织，村两委是危机应对的最前方指挥角色，要承担组织动员、协调整合、舆情应对等综合性的工作职能，这些非常规性工作需要基层人员具备较强的治理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而农村基层组织一般由村民组成，普通村民显然难以具备专业性的知识和能力，因此在应对这些非常规性工作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长期以来，农村基层组织的主体力量、专业知识和应急能力不足，特别是在应对公共危机能力方面缺乏专业性的指导和培训，一旦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基层组织只能按常规流程应付一些基本的汇报信息之类的事务性工作，与上级部门的高效动员难以有效衔接。这种组织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政治站位上很难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懒政不作为现象较突出;组织动员上很难迅速组建应急力量，除村干部和部分党员外，其他人员参与率不高;工作方式比较简单粗暴，对上级精神领会不深不透，呈现出一种机械、重复和被动应付的状态。诸如此类表现，都体现出农村基层治理能力亟待提升。 二是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应对机制不完善。农村社会的信息流动比较单一闭塞，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村民获取信息的来源鱼龙混杂，并且他们缺乏基本的理性认识和科学判断，很容易造成虚假信息或谣言扩散，产生恐慌心理。而农村基层组织在处置网络舆情方面显然缺乏专业的应对措施。当下，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且庞杂，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的快速发展，这些平台夹杂着大量的不实信息或谣言，多数村民又缺乏判断力，导致一些夸张的、虚假的信息在熟人群体中传播，给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带来了障碍。农村基层组织缺乏对突发舆情事件的疏导和处置能力，甚至个别基层管理人员也人云亦云，导致不实信息或谣言不断扩散。除此之外，农村基层组织还缺乏构建权威信息发布平台的能力，这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带来了很多次生社会风险。 三是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仍需要完善。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行事规则依附于熟人社会的人情、血缘、民俗等非制度化元素，这种行事逻辑本质上强调私德的支撑性，凸显的是熟人间的相互妥协和宽容，对公共行为缺乏约束。农村基层治理长期以来默认了这种非制度化元素的合理性，并以此来维系农村基层的组织和管理。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更强调公德和理性的制度约束，农村社会的熟人行事规则需让位于公德的理性选择，这造成了农村基层组织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无序和失范。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个别农村地区对疫情防控要求并不重视，对疫情期间要求禁止的聚会聚餐、走亲访友等规定仍我行我素，甚至对劝诫的村干部进行辱骂和殴打。而个别农村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