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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环境下的批判型受众社会期待、理论基础与培养路径 摘要：由于市场利益的驱动与可参与合作的技术机会，泛渠道化传播的迅速扩张，各种混淆视听的信息风险和众声喧哗的舆论乱象不时出现与扩散，有可能稀释、遮蔽甚至歪曲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供给。在以受众(用户)为中心的传播模式下，如何对不良传播加以甄别和防范，探寻传媒批判型受众培养的理论基础与路径，以提高受众整体的媒介素养，成为当下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媒体融合快速发展：期待批判型受众出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事业一路高歌猛进获得了长足发展，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影响力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传媒在急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市场利益的驱动与可参与合作的技术机会的不断出现，各类有偿新闻、虚假广告和“高级黑”“低级红”等现象扰乱公众的视听环境，泛娱乐化内容降格受众的审美品位，“三微一端”及各类App万象之中不乏泥沙浊流的乱象频出，算法推荐“信息茧房”的圈层陷阱，尤其是一些西方媒体通过内置阴谋框架对我国新闻事实的歪曲报道等等，信息风险和舆论乱象的不时出现与泛渠道化传播的扩散，稀释、遮蔽甚至歪曲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供给，不但影响信息决策，导致社会恐慌情绪的蔓延，甚至有可能破坏社会秩序的稳定。期间，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外在强制性的约束作用，传媒自身也相应进行了有效革新，但“他律”与“自律”的结合还是没能跟上传媒深度融合发展的需要，传、受双方“协同进化”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在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新环境下，话语权的下沉，加上社会化媒体“把关人”功能的弱化，释放了更多的话语传播空间。面对国际国内舆论环境的复杂多变，如何把关、不散布虚假信息和流言、谣言，如何区分良莠、不炒作不传播带“菌”带“毒”的内容，如何正确把握议程设置的功能，如何建设性地使用媒介和关键词搜索，如何区分刷单、刷流量背后的猫腻以及机器算法与推荐的诱饵，如何自觉识别过滤“气泡”、信息茧房、后真相背后的陷阱和西方媒体阴谋框架的恶意等，社会期待批判型受众出场，通过接受终端的筛选、取舍、抵制和批判，会同传播者、监管者的共同努力和协调进化，倒逼传媒机构开展体制机制的创新，使其自觉担当起引领导向、成风化人的职责使命。二、国内外有关批判型受众的研究批判型受众是指具有正确的媒介识读态度和强烈的媒介批评意识，能够运用媒介批评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对媒介所传播的内容进行理性思辨和审慎鉴别，并积极参与媒介意义生产全过程，从而产生媒介免疫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的接受群体。国内外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取得了相应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一)国内的相关研究我国批判型受众研究起源于文学批评领域，围绕作者、文本、读者等寻求解释文学作品的意义。文学作品与媒介产品有着文本内容的相通性，读者(受众)本着“本隐以之显，求易而得难”或“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执着，从整个文本语境中抽丝剥茧，开掘潜在的内涵隐喻和价值意义，呈现出批判型读者意识的萌芽，是传媒批判型受众研究的理论原点。政治学研究曾指出，“批判性公民”的觉醒，推动了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民众对政府的批评与监督，促进了政治健康发展。这与传媒批判型受众参与传媒批评活动有利于传媒的健康发展，是同样的道理。教育学研究也曾指出：知识经济时代是崇尚“批判性思维”的时代，“批判性思维”是健全人格的基本要素，是创新思维培养的前提，是信息素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文学、政治学、教育学乃至其他学科，批判性读者、批判性公民、批判性思维等的提出，是国内批判型受众研究的基础。批判型受众的出场是对媒介及社会的一种有效监督，是时代赋予受众的一种权利。(二)国外的相关研究国外受众研究被置于传播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诸多学科范畴，呈现出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和文化研究的(批判的)受众研究范式。丹尼斯·麦奎尔把受众研究划分为“结构性”(structural)、“行为性”(behavioral)和“社会文化性”(social cultural)的研究三类，并对三种传统研究进行了概括性比较，指出其有逐渐整合的迹象。传媒文化的建构式生产，是一个编码解码的过程，编码建构了信息，阅读解码产生了意义。霍尔“编码/解码”模式的受众观把受众看作权利主体，享有知晓权、传播权和使用权。对传播内容的使用，克拉伯认为是一个从选择性接触到选择性理解再到选择性记忆的过程。对“选择性”的强调同样可以看出，克拉伯和霍尔一道赋予了受众阅读的主体性地位，暗含了受众具有批判的潜能。利维斯和桑普森指出，媒介素养作为一种防疫性的意识存在，主要是指“媒介批判意识”。随着电视的出现和其他传播渠道的更新，媒介素养教育开始关注受众批判意识的培养，如德国媒介教育是“为了帮助学生树立公民意识，引导学生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社会的决策过程”汉堡大学Hans-D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