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书生范旭东(全文).docxVIP

PAGE PAGE 1 “大厂”书生范旭东(全文) 滔长江流经南京，隔江相望，对岸有个不起眼的地方叫卸甲甸。上世纪30年代，这里建起了一个当时号称“亚洲第一大厂”的化工厂――永利 （“铵”的旧译）厂。这个地方也因此改名为大厂镇，现在叫南京市大厂区。 2021年5月底，我寻找范旭东和他留下的老企业遗迹，来到这里，向一群正在路边下棋、聊天的老人打听永利 厂，他们一听，都说自己是“大厂”的退休工人，口气中还能听得出几分自豪。  南京永利 厂的创立，是范旭东事业生涯的巅峰，在此之前，天津塘沽的久大精盐厂、永利碱厂、黄海化学工业社，加上青岛的永裕盐业公司，“永久黄”团体已成就了他的化学工业梦，以其个人之力，团结一批志同道合者，为一个古老的国家奠定了新式化学工业的基础。  范旭东和前辈南通状元张謇，以及比他晚一点创业的重庆卢作孚一样都没有资本，终其一生都不是资本家、富豪、大款，却都创办了庞大的企业，为企业界立下了标杆。他们也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职业经理人，而是企业创办人，企业因他们而成，是企业的灵魂。他们与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合二为一的，这在企业史上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  “为国家办事业”  当南京永利 厂还在筹建时，这位在日本学化学出身的企业家骄傲地对“永久黄”团队的同人说：  “永利的资本限制是1100万，这决不是笔小数。并且这些资本不是出自少数富豪，十之八九是相信我们人格和技术而来的。他们把资本交给永利，是想替他们生息，同时也是想替国家大众谋点生路。所以，我们的责任异常重大，大家须要万分慎重！”  回首往事，自1914年范旭东筹办久大精盐厂以来，尤其是1917年在天津开始筹办永利碱厂，让他深感“在中国筹资本，真有上天之难”，他又不肯轻易接受外资合办。南京厂投资太大，永利股东最初支持的不多。他的好友、曾在解放后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李烛尘说：“有碱无酸，我们的化学是不完全的化学工业。南京厂一定要办，而且一办就要办个好，办个大的。”经他们多方说服，这个计划才付诸实施。  范旭东最早想办南京厂是在1929年1月，当时永利碱厂制碱成功仅仅2年半，他就提议工商部办国立酸、碱厂。然而，3个月后到达的批复公文几乎句句空话，他对南京政府的指望完全落空。  1937年2月南京厂投产后，他撰文回忆1931年9月18日收到实业部硫酸氨委员会筹备委员聘书一事，和他同时被聘的有吴蕴初、刘鸿生、史量才、张公权、陈光甫等实业家和金融家。“记得通知书送到公司，恰好是‘九一八’那天，大家的情绪极不自然，无意中都想到氮气工业和国难的因果，更叫人兴奋。试思1915年的德国，不遭敌军包围、国亡无日的危机，这门工业或者到今日还是空中楼阁。中国在这个当儿要办氮气工业，我们决不要忽略这段史实。这是我们当日大家的口约，回忆起来，真是感慨无量……”  当他得知南京政府与英商、德商有关合办硫酸氨厂的谈判不成，他就提出：“与其受洋人挟制，还不如干脆自己干。” 实业部批准由永利集股自办厂的呈文之后，他在永利公司的会上说，这对永利来说，“简直可说是自讨苦吃”。但他后来公开说：“这工业能够不为外商攫去，而由永利接过来自办，未尝不是国家之福。”  1948年，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在纽约为永利同人举办的欢迎晚会上，回忆起四十年前与范旭东同在日本读书的时光，“我们当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我们是为国家办事业，不是为个人作打算。”  欲观永利，先知人格  办 厂需要巨额资本，1933年，范旭东和的几家重要银行商量，由永利自筹300万元，再由各银行成立一个银团，承购永利发行的公司债550万元。以发行公司债方式来筹集股本，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创举，须经南京政府批准，并要用永利全部固定资产担保，按期清偿本息。  宋子文曾暗示，只要自己来当永利董事长，中国建设银行就可以承担全部投资，不必再由其他银行组织财团来承购公司债。对此，范旭东没有答应。孔祥熙提出官商合办，他也婉言谢绝。他曾说：“美其名官商合办，实则商股根本无权，而官场中种种腐化习惯传染进去，对企业遂成为一种不治之症。”他多次对同人说：“只要投资一个铜板，我就关门。”  由多家银行联合组成的银团面对如此巨额的投资，不能不慎重，他们的考察报告说：“欲观察永利之前途，不可不知旭东先生个人之性格”。范旭东的性格在他们看来：能认清时代，绝不随人追赶，永利以往的伟绩绝非偶然。银行家们正是出于对他的信赖，在国难当头之际，还在南京附近投下如此巨资。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包括中南、金城、浙江兴业、交通、中国、储蓄等南北各大银行给永利的透支达到970多万元(永利从1943年到1948年才陆续还清)。  陈光甫的商业储蓄银行对企业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