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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地震》中的人性批判 摘要：克莱斯特深受同时期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文明批判论、自然主义学说以及伏尔泰和爱尔维修的宗教批判思想的影响。1807年，其创作的中篇小说《智利地震》出版。该小说以两位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为线索，演绎了作为革命隐喻的地震前后“城市—山谷—城市”这一空间转换过程中人们道德意识和社会秩序的变迁，嘲讽了各式人物针对该偶然性自然事件基于神正论所做出的宗教性阐释和行为，批判了以私有制和等级制为基础的人类文明社会使本性纯良的民众道德堕落的虚伪本质，抨击了反人性的社会规范和天主教教会及世俗政权等社会权力机构对个体自然爱欲和自由平等诉求的压迫和异化。然而，作者否认了人类摆脱社会制约重返自然状态的可能性。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是介于魏玛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之间、具有强烈现代性社会批判意识的德语小说家和剧作家。他被后世奉为德语浪漫派中篇小说《智利地震》的历史背景为1647年发生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大地震。克莱斯特选择此次地震作为小说题材，但该作品也指涉了1775年发生的里斯本地震。在里斯本地震中，约有三十万市民葬身于一片废墟之下，这其中有恶人和有罪者，但同时也殃及好人和无罪者。这在当时引发了关于神正论的大讨论。包括伏尔泰在内的欧洲知识界对于神正论的思想展开抨击，认为里斯本地震和所谓上帝的旨意并无关联，同时质疑了自然是理性的、有组织的和可被研究的思想。在1756年的相关论述中，康德认为地震是人类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明确拒绝给这一事件赋予任何神学或者形而上的含义，仅仅赞扬了救助地震伤员时所体现的人类的博爱精神。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认为，人类不平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形成了私有财产，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第二阶段建立了契约式权力机构，确认了强者对弱者的统治，产生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平等；在第三阶段中，政府权力的腐化导致专制独裁统治的出现，其进一步演化为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不平等。深受卢梭影响，对克莱斯特而言，除了宗教观念和严苛的教规外，文明私有制社会中的等级观、利益观、道德偏见和权力机制亦导致有着自然血缘关系的家庭的破裂和对个体的压迫，其扼杀了代表人类自然情感的爱情甚至引发了反自然本性的谋杀欲。由此，在《智利地震》中，克莱斯特控诉了文明社会破坏和异化自然的虚伪本质。下文将对地震前后三阶段中随着空间迁移(城市—山谷—城市)而产生的环境(文明社会等级制/自然状态下平等制)、道德意识(违背或符合自然本性)和行为选择(暴力迫害/和平互助)的转换进行剖析，借以在法国启蒙思想视阈下管窥作者对文明社会的批判和对人类重返自然本真状态的向往。一、 地震发生前后的城市：私有制等级社会反人类的本性小说首先展现了地震前城市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父权等级社会的基本状况，描绘了家庭和教会对于主人公自然爱欲的压迫。女主人公荷赛发在被父亲严厉告诫后，依然私会赫罗尼莫，结果被其兄长告发从而被父亲狠心投入修道院。非门当户对的婚姻在普鲁士的《普通国家法》中可受到父权的管制：“出身贵族或较高市民阶层的未成年人想与出身较低阶层的未成年人结婚，在未经父亲的同意便私自成婚或未婚结合的情况下，父亲有权剥夺孩子一半应继承的财产。”荷赛发只能在夜里密会爱人。在耶稣圣体节圣钟齐鸣的时刻，走在游行修女队伍中的荷赛发却因临产前的阵痛，倒在了教堂前的台阶上。自然的分娩行为触犯了修女必须守贞的戒规，在宗教节日这一公共仪式上发生更是引发众怒，导致她被大主教判处了火刑。即便荷赛发的家人和修道院院长想尽办法求情，“才不过在总督的干预下”随后的行刑场景展现了作者对伏尔泰宗教和教会批判思想的传承。伏尔泰否定了上帝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主宰地位。在他堪称对天主教会宣战书的两部著作《哲学词典》和《风俗论》中，伏尔泰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天主教的虚伪、教皇和教士的凶残贪婪，以及信徒的宗教狂热和不宽容造成的荒诞悲剧。小说中这样写道：“在行刑的队伍预定经过的街道两旁，有的住户将自己的窗口出租，有的甚至揭掉了房盖；城里虔诚的姑娘们更是向外地的女友发出邀请，要她们来亲亲热热地待在自己身旁，共同观看这上帝给罪人以报应的活剧。”作为革命隐喻，地震摧毁了象征国家和教会威权的总督宫殿、法院、监狱和修道院以及象征父权和私有制的荷赛发父亲的住宅，大主教以及荷赛发的家人也都在地震中丧生。随着私有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机构的覆灭，城市中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也不复存在。而此前替荷赛发向主教求情，未果后答应帮她照料孩子的好心的修道院女院长却也在地震后惨死，这也暗指该自然灾害的发生原因并非上帝为了选择特定人群加以惩罚，跟神正论无关。地震后，女人们当着男人的面分娩小孩，乱窜的教士们高喊世界末日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