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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教育误区与理念现代化思考 教育原本是生活的,法制教育也原本是人的一种生活学习方式。我国法制教育理应是朝着民众当下生活状态，为了未来生活意义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人文性。然而，现实中法制教育知识化的倾向及其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教条性与普遍性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仅扼制了法制教育本身的理论性，也滤去了法制教育所应有的个体性与丰富性。在法制教育的宣传、实践中，法制教育知识化表现为教育内容上的单一性，教育方式上的教条性，制度上的权威性，学习对象的被动性。由此反思法制教育知识化的危机，成为当下教育实践的逻辑必然。 一、法制教育的现实反思：法制教育知识化的倾向及危机 从法制教育发展的演变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法制教育曾一度进入了其发展的新时期,高校法律系的创立,法学专业的开设,无不表征着法制在高校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然而,残酷的现实掩盖不了现实的残酷,法制教育很快为“左倾”的阶级斗争所掩盖。单一与纯粹的工具性成为这一时期法制教育的典型特征，而全然不顾其在高校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及其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是我国高校学生工作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作为思想政治工作主体的法制教育，在当时全社会普遍的“疯狂”中，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可有可无的鸡肋，成为面对异己者的争斗手段，大学的法制教育迷失在了阶级斗争的迷雾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民众进行法制教育重又摆在了现实面前，尤其是高校作为引领社会前进的主阵地，学生的法制观念、法制意识重又摆在了全社会的面前。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把大学公共课的法制教育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把法制基础同思想道德修养合并为一门课，课程名称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明确规定该门课程是大学本科、专科的必修课程，2学分。这种将法制教育理论纳入课程体系的做法，在理论的层面，便是学生学习的系统化，教师教学的系统化。系统化的教与学,在实际效果中的体现不是全社会的赞誉与认同,反而是一片质疑与反思。在科技知识、金钱万能成为知识发展的惟一价值取向的驱使下，这种系统化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越来越知识化。知识化(knowledge-oriented)以纯粹性和目的性为最高准则。这种知识化“产生了生产者与应用者的分离，以教育知识的技术化、效率化、工具化为最高目标”。[1]7 学生则成为这种法制教育知识所奴役的对象,而明确规定必修课程为2学分,使得这类课程知识成为了完全的纯粹的工具理性的化身，这种工具理性的直接表现便是学生能够从速从善地从学校毕业。法制教育知识的所本有的实践性与应用性完全脱离了学生个体的心灵、意识及其品德。传统知识论认为，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或是与客观世界是同型的，即科学知识是通过前提的准确无误的推理而得出的，不带有主观性和感情成份。这种以普遍主义、公有主义为表征的科学知识完全将“自然之境”排除在外，将科学家的个人情趣及其主观偏好排除在外。“教育知识普适化遵循由来已久的知识分界与认知路线”，[1]7科学成为真理的化身，科学知识的教育对科学知识的选择，完全是按照以逻辑为纽带联结组合起来的学科体系。以至于库恩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将相对主义引入哲学，公开宣称科学并不能提供真理。这种法制教育知识化的表现形态与教育生活中表现的学生的多样化是分离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知识性、学科性教育与学生的人生意义、生活价值的分隔。 法制教育知识化的倾向在导致知识与生活相脱离的同时，也使得民众的学习变为了一种无聊的煎熬。民众个体学习的动机与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放逐了对现实生活意义的追寻，更没有发展成为个体现实的精神存在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追求。因此，在法制教育知识化将知识与生活相分隔的同时，也导致了其个体心理对所谓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排斥,个体的学习生活中，只能是越来越多的反感与抵触，呻吟与无奈。在此情境中，学校教育中的人文性、伦理性、生命性便予以凸现。学术界一直所呼吁的人文关怀，在全社会开展的人文精神的培育，全在于教育是人的教育，教育的质的规定性就是对人的培养，而人（特指学生）的复杂性、多样性、丰富性决定了法制教育知识的丰富性。对人的教育关键是人的精神的培育，而不是简单的知识的堆积、逻辑的演绎及其抽象的说教。法制教育不是一般的科学知识，它既关涉个人的现实生活，又关涉社会的健康发展。在此意义上，法制教育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人文关怀，需要一种生命性与道德性的回归，需要其在理念上的革命与重塑，需要高校法制教育理念实现现代化的转向。 二、法制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