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说唱艺术的生存与经营.docVIP

中国民间说唱艺术的生存与经营 一、国有制说唱演艺经济体系的建立 新中国政府通过发布政策和行政命令改变了说唱演艺的市场经济体系。1951年4月3日中央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心内容体现为“改戏、改人、改制”，简称“三改”政策。同年5月5日，总理周恩来签发《指示》，为了贯彻这一指示，中央文化部设立戏曲改进局作为全国戏改的领导机构，各省、市也相应成立了戏改处（科），执行中央制定的有关文艺政策，把戏曲、曲艺和艺人统一管理起来。详而论之，建国后民间说唱演艺经济的国有化改造在四个层面上展开： （一）民间说唱演艺经济体制的国有化改造 公有制经济“改制”触及了民间说唱演艺的根本——传统的市场经济体系：“改制”是改革旧班社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如取缔了“养女制”、“诨穴班”、“旧师徒制”等侵害人权的旧制度。再者是对那些盘剥、凌辱曲艺艺人的封建把头、曲霸开展斗争，对罪大恶极者予以清除，如天津的王十二等。对书场、书茶馆等曲艺演出场所的经营、分帐也做了清理和整顿。[1]158可见，一是政府取缔了旧经济体系中经纪人，政府取而代之成为演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二是政府否定了传统的师徒相授体制，打破了以经济利益关联为核心的师徒关系；三是政府打破了传统演艺场所的运转体系，通过收编、改制将演出场所国有化，文化部门控制场所而成为说唱演艺的承担者、组织者和决定者。1949年建国后，国有说唱演出团队大量出现。仅就北京地区的国营和集体所有制说唱团队就达到20多个，如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北京市曲艺团、中国铁路文工团说唱团、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文工团曲艺队等。 （二）民间说唱艺人的国有化改造 民间说唱艺人国有化身份的改造通过两种渠道完成：1.政府使用行政手段“划分经济成分”使民间说唱艺人成为“国家的人”。建国初，政府使用行政管理手段将艺人身份纳入到公有制经济体系中来。为便于对曲艺艺人进行管理，各省、市均对流散的民间曲艺艺人进行考核、审查和登记，确立了职业和半职业两种类型的艺人，职业艺人指有城市户口，吃商品粮，可以在全省范围内行艺；半职业艺人是指农忙务农，农闲行艺的农村艺人，其行艺范围只限本县，收费标准也有差别。城市的职业艺人在取消了约“角儿”人、穴头后，在文化管理部门协助下建立了曲艺组、曲艺社或曲艺团，实行民主管理的集体所有制。如京韵大鼓演员孙书筠在天津领衔组成的群声曲艺团，分配上也取消了包银制，改为民主评议分份儿制。半职业艺人也组织起来，称为曲艺协会，曲艺组等，其性质为政府领导下的一种自治性组织，他们仍保留个体行艺的方式。……至此，曲艺演出活动的体制逐渐形成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行艺二者并存的局面。[1]158首先是政府划定说唱艺人的经济身份。职业说唱艺人被纳入到“城市户口、吃商品粮”的国有经济体系中，其收入直接从政府财政中划拨，同时兼顾演出情况。业余说唱艺人的市场被局限于“本县”内，同时这个市场并非真正自由，收费标准多由当地政府制定。其次是职业艺人被纳入到各种国有制曲艺团社中，民间艺人由此成为“事业人员”而非自由的江湖艺人了。2.民间说唱艺人自觉转化为“国家的人”。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政府控制了说唱市场，不成为公有制艺人便难以获得演出机会，生存几乎成为问题；而艺人一旦成为“国家的人”，演出机会大增，政府财政还提供工资，实为城市小康阶层了。另外，国有身份也关系到当时说唱艺人的尊严，所在团队的行政级别彰显着艺人的艺术水平。仅以曲艺之乡天津为例：解放后，“撂地”的艺人尽管还有，但日趋稀少，因为绝大多数艺人加入了曲艺演出团体。如天津市曲艺团和天津广播曲艺团就有从旧社会过来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张寿臣、常连安、马三立……还有更多的相声艺人，加入了各区属曲艺团，如阎笑儒、尹寿山、杨少奎、武魁海、刘奎珍……[2]2403.国有唱经济体系中艺人的收益。国有经济体系中的说唱艺人收入包含两部分：（1）看得见的工资：国有团队的说唱艺人工资参照同级的行政人员工资水平设定，一般来讲说唱大腕较市场经济阶段损失较大，而一般说唱艺人所得工资较以前多持平或有所增长，名角和普通艺人的收入差距锐减，平均化倾向明显。（2）看不见的福利：国有说唱团队的福利等同于政府工作人员，名目繁多、种类繁杂，对说唱艺人们的工资形成极大补充。重要福利有三类：首先是单位免费分房。仅此一点，普通艺人所得便远超解放前。其次公费医疗，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优越性，对说唱艺人的生活和精神认识产生重大影响。其三是退休制度。传统市场经济体系要求民间说唱艺人自养其老，说唱名家报酬丰厚，养老不是问题；而对大多数普通艺人而言，年老后难以保证生活。而退休制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说唱艺人的养老之忧。 （三）民间说唱表演场所的国有化改造 场所是经营说唱演艺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