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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教学维度及路径探讨 摘要：“中国法制史”是一门兼具历史学与法学的课程，追求法律制度的真相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价值追寻应是该课程的基本教学任务。探析“中国法制史”的知识维度，应重视“中国法制史”的本体知识，建立本体知识与外围知识的内在联系。探析“中国法制史”的价值维度，树立当代中国的问题意识，发现与解释法律问题，充分挖掘法律史学的学科价值和现实功用。反思“中国法制史”的以往教学误区，及时更新教学理念，探索适合该课程及现有学情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法学本科；“中国法制史”；教学维度；教改路径 在探讨法学专业“中国法制史”的相关教学问题时，应该把握探讨的前提：一是，“中国法制史”课程面向的学习主体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研究生，面对不同的学习主体，其教学维度存在较大的差别，但目前诸多教研论文对此并未加以严格区分；二是，在“中国法制史”教学过程中涉及到诸多教学问题，应侧重基础性问题。本文以法学本科“中国法制史”的教学维度与教改路径为研讨对象，从“中国法制史”的课程定位、“中国法制史”的知识维度、“中国法制史”的价值维度和“中国法制史”的教改路径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中国法制史”的课程定位 “中国法制史”是从法学的视角去考察我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发展进程以及演变规律，客观地分析其得失，以期为当今法制建设提供借鉴。通过学习该课程，学生可以从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寻求解决当前法律问题的本土资源。回顾高校以往传统法律史学的学科建制，从总体上分为“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两门课程。在立法活动中，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具有密不可分性，人为地将传统法律史学分为两门课程，具有学科发展的不足与弊端，呈现出“两张皮”的教研困境。因而，法史学界很有必要对“中国法制史”进行明确的课程定位，其是探索教学维度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正确地把握其课程定位，才能决定我们建设传统法律史学的方向与高度。为更好地适应当前法制建设以及2018年国家司法考试调整为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导向下的法学教育目标，“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不应再局限于法律知识的传授，而应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与法治精神，发挥中华法制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法制史”课程应以社会转型之下法治转型为课程理念，充分挖掘传统法律史学的本土资源，注重传统法律史学的价值与功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史学。法学学科自清末改制以来继受西方的概念与法学体系，至今并未完全建构本土化的话语体系。无论是理论法学，还是应用法学，其课程的架构与设置都难以完全脱离西方法学体系与理论。传统法律史学本应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分支，却也按照西方的框架结构及体系进行构建。当前法制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史学，其课程设置及课程建设应充分体现中国的特色性、民族性。当前经济学界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建构了本土化的理论与话语体系，并将其理论运用于市场经济且获得了巨大成功，为法学的本土化建构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构建本土化的法学话语体系，应该在借鉴西方法学体系的基础上，加入更多的中国本土元素，充分发挥传统法律史学在当前法治建设与法学体系中的基础性与引导性的作用与价值。 二、“中国法制史”的知识维度 目前高校开设的“中国法制史”课程依据的教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具体探析“中国法制史”教学的知识维度，应涵盖本体知识和外围知识两大知识维度。（一）重视“中国法制史”的本体知识。1.阐释法律制度背后的立法背景与立法思想。“中国法制史”是一门兼具历史学与法学的课程，把握法律制度的发展线索与发展规律，追求法律制度的真相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价值追寻，已成为该课程的基本教学任务，因而，应对中国法制史的本体知识进行全面把握。传统法律制度的建立，无法脱离当时的立法背景与立法思想，不同的立法背景决定着立法思想与法律制度运行的不同，以汉朝为例。汉朝建立之初，由于秦末农民大起义以及四年楚汉之争对社会发展的破坏之大，汉初面临着经济凋敝、国家残破的景象，此时期的民生及经济亟待恢复，因此统治者奉行了道家的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由于汉前期奉行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至汉武帝时期，经济得到恢复，国家财力充盈，而此时期面临汉初遗留的王国问题以及边疆匈奴问题，汉初的无为而治不再适应统治者所需，统治者应该解决王国问题以及匈奴侵扰问题，而经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家思想适应了汉中期的统治所需。2.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西方法体系。20世纪90年代，法史学界呈现出研究中西法律文化的景象，并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学术著作。中西法律文明虽然具有相通之处，但是两者因其生长在不同法律传统的土壤中而存在着显著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