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战略与区域经济差距分析.docVIP

中部崛起战略与区域经济差距分析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便是其中之一。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政策转向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006年，国家正式实施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其中，中部地区主要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6省。此后，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贯彻落实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那么，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对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有无作用？在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缩小方面是否有效？如果有效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这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 1实证分析模型及数据处理 1.1实证分析模型 为了验证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对于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有无作用及其在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缩小方面的有效性，本文借鉴学者们估计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地区差距时经常使用的β收敛方程，该方程是基于由新古典增长模型所得到的Barro式回归方程。同时，借鉴邦德、霍弗（Ho-effler）与坦普尔（Temple）对索洛增长模型进行的动态面板分析模型［1］，本文采取的实证模型其形式如下：△yit=Υt+α△yi,t-1+βyi,t-1+Χitλ+ηi+εit（1）其中，被解释变量△yit为对数差分形式的劳均GDP①；△yi,t-1为滞后的被解释变量；yi,t-1是对数形式的初始的劳均GDP；xit表示t时期的其他变量；yt是时间虚拟变量；ηi是个体效应；εit为干扰项；下标i与t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该模型兼有动态增长及条件β收敛模型的特征，这一模型也是刘生龙、王亚华、胡鞍钢（2009对西部大开发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时使用的基本模型［2］。为了检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有效性，我们对（1）式进行修改，最终使用的回归模型形式如下：△yit=Υt+α△yi,t-1+βyi,t-1+Χitλ+δ1dmid+*d2006+ηi+εit（2）式（2）中变量含义与（1）式中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式中增加了区域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dmid*d2006，其中当dmid=1时，代表中部地区；当dmid=0，则代表除中部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时间虚拟变量d2006代表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时间，2006年以前d2006=0，2006年及以后年份d2006=1。此处的参数值δ1即表明了在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前后中部地区增长速度的变化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之差，从中可以看出前者是否明显高于后者，以此可以对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1.2变量选择 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曾将影响增长的因素划分为直接因素和基本因素两大类［3］。直接因素主要包括：要素禀赋（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生产率（技术、分配效率）；基本因素主要包括地理环境、一体化和制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同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区域政策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区域政策的主要目标确定为缩小区域收入水平与就业水平差距。因此，本文依据丹尼?罗德里克的增长决定因素的分析框架，借鉴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收敛过程中的研究成果［4-7］，考虑到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现实，本文选取的变量主要涉及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转换等几个方面。同时，由于中国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还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在实证分析时我们也选用政府规模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物质资本投入我们选用各地区资本存量进行度量；人力资本投入我们选用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度量；基础设施状况我们主要选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指标进行反映。同时，为了分析产业结构转换效应，我们增加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总产值占GDP比重作为代理变量。对于政府规模的度量，我们采用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07）［8］的方法，用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年底职工人数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进行度量。 1.3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1997-2008年数据主要来自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部分缺失数据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进行补充。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交通基础设施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交通年鉴》。劳均GDP使用劳均实际GDP进行度量，计算方法是先将各地区GDP根据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折算为1978年价格，然后再以实际GDP除以年平均就业人数总数（即：以上年年底数与本年年底数之和除以2）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