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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官角色谈论韩愈贬潮与区域文学影响 韩愈一生除京城长安之外，在哪些地方任过职?影响如何?如果从登进士第后的第一次任职，即30岁佐汴州董晋幕算起，则大致有汴州、徐州、阳山(36～38岁)、江陵(38～39岁)、洛阳(40～44岁)、潮州(52岁)、袁州(53岁)等地。从文学互动角度来看，韩文公贬官潮州对促进当地文化发展来说，效果最明显，影响也最大。原因约有四点:一是贬潮州在52岁，已届知天命之年，思想成熟。二是在潮州虽为贬官，但却是主政一方的州刺史，与之前的幕府掌书记、县令、法曹参军等职务不可相提并论。三是文化落差越大，影响力则越大，潮州在当时是最为偏僻的地区之一，路途遥远，文化落后，因而更能彰显其影响力。四是韩愈在潮州有意识地自觉推行一系列教育措施，扩大了个人影响。总体来看，前三种具有普遍性。换句话说，韩愈之外的其他官员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一般来说也会产生相类似的效果。关键是第四个原因，韩愈为什么会积极采取教育举措?关于这个问题，韩愈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已作出回答:“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免而无耻;不如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1］691－692意思是说改变愚昧落后的最好方式是推行德和礼，而教育则是推行德礼的必由路径。与空发议论不同，韩愈是主动自觉地实施。皇甫湜对韩文公的这段经历是这样评价的:“大官谪为州县，薄不治务，先生临之，若以资迁。”［2］卷六八七，7038唐代大官贬为地方官佐，一般都不大过问地方政务，为什么韩愈与众不同?这与韩愈曾经任职国子学官关系极为密切。韩愈多次任职学官的经历，与他贬谪潮州和量移袁州所产生的文学影响之间，到底又有什么联系?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一、韩愈国子学官社会角色特征 韩愈一生四任国子学官:贞元十八年(802)，35岁，任四门博士;元和元年(806)至二年(807)，即39到40岁，任职国子博士;元和七年(812)，45岁，复为国子博士;元和十五年(820)，53岁，拜国子祭酒。在元和十四年(819)贬谪潮州之前，已做过三次学官，历经四五个年头。韩愈的文章反映出他任职学官的情况。他关注教育比较早，曾写过《子产不毁乡校颂》，盛赞“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1］67在任职期间，写过较多的与职务相关的文章，比如《师说》，《进学解》。有写给太学生的送别序文，如《送陈密序》、《送牛堪序》、《赠张童子序》等。亦有太学生传记，如《太学生何蕃传》。此外还有公文的撰制，如《请复国子监生徒状》、《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等。当然最多的是给同行写的墓志和祭文，如《欧阳生哀辞》和《题哀辞后》记四门助教欧阳詹，《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和《祭薛助教文》记国子助教薛公达，谓“同官太学，日得相因”［1］310，等等。这些文章真实地记录了韩愈任职期间的思想状态和生活情况，据此可以概括国子学官的社会角色特征。其一，对教育的独特思考。韩愈贬谪潮州之前历官已22年，任职中央学官约占1/4的时间。在长达四五年的学官经历中，他亲身体会到教育的重要性，曾提出许多关于教育的重要思想。比如论学习的重要性:“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等。论学习品格:“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论学习方法:“论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要在博的基础上求得精深，“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论人才发掘:“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均体现出韩愈独特的教育理念。其二，以教化为己任，强为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论韩愈“好为人师”:“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3］541表达了对韩愈的同情。韩愈“好为人师”源于当世“耻于从师”的风气，有着强烈的救偏补弊的现实针对性。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说:“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4］554可见儒家经典在当时不为士子所重。从韩愈《论佛骨表》“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1］615中可以看出佛教的兴盛，从《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中服药炼丹者之众可以看到道教的兴盛，这些都反映出中唐儒学生态的窘境。要改变不良风气，则必须推行教育。因士子皆耻于从师，故不得不逆势而动“强为人师”。其三，个性化的儒家文化宣扬策略。陈寅恪先生尝撰《论韩愈》一文，胪为六门:一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