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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析综述 【摘要】文章基于聚类分析和引力模型，将制度距离区分为正式制度距离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实证探讨了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距离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而言，中国企业对第三圈层国家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偏向性；不同维度的制度距离作用有所差异，政法距离和知识距离强化了中国企业投资意愿，而经济距离、外交距离则表现出抑制作用。结论为优化企业投资决策，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绩效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一带一路”；制度距离；对外直接投资 一、引言 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后，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又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这一伟大构想付诸实践。中国企业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但以制度距离为代表的国家异质性深刻影响着企业跨国经济活动。我国尚未在国家层面形成成熟的多层次服务制度体系指导和帮助企业进行对外投资[1]。因而，企业在对外投资决策中对于制度距离等国家异质性的考虑十分关键。“一带一路”涉及东亚、西亚、中亚、南亚、独联体、中东欧65个沿线国家，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要遵守沿线国家的正式制度约束，而且要推动组织规范变革，适应性嵌入东道国“软性”非正式制度，否则会加重投资成本与风险。本文建立五维制度距离指数，将制度距离区分为正式制度距离与非正式制度距离，通过聚类分析和建立引力模型，实证探讨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在模型框架中纳入特定样本下非正式距离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非正式制度差异巨大，这对中国跨国企业至关重要，对非正式距离的忽视将带来严重后果。本文采用Hofstede指数全面衡量文化距离并纳入模型，考虑了创新能力和创造知识方面的差异即知识距离的影响。其次，从聚类圈层、区域特征、收入特征入手，深入挖掘国家异质性，考察不同特征条件下制度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制度距离是国家异质性的主要载体，衡量了国家之间制度体系的差异程度，有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之分。正式制度距离是指母国与东道国的社会体系中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强制性约束差异，这是企业在东道国进行跨国经营所必须要遵守的，可以细分为法律距离、经济距离和政治距离。非正式制度距离是需要跨国企业主动认知并遵守的“软性”约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习惯、文化认同感等，可以细分为心理距离、文化距离等。早期学者比较重视正式制度距离，忽视了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东道国由于制度差异为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有利的资源，随着制度距离的扩大，可供跨国公司利用的资源就越充足。制度差异令跨国企业在母国与东道国之间进行制度套利得以实现[2]。后期学者逐渐发现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非正式制度的差异间接导致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方式、职业道德、工作态度、企业文化等的认知不同。跨国企业若能合理利用非制度差异，推动组织文化对社会规范适应性嵌入，对于发挥跨国企业的特定优势具有积极意义[3]。已有实证研究表明非正式制度如果处理不当则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企业的投资成本与投资效率的降低[4-6]。对于制度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一是制度接近论。企业会理性选择与母国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进入，企业必须适应、获得东道国社会经济制度体系的合法性以及各种产业链条端在交易市场上的顺利衔接，同时也要克服历史文化、习惯观念等非正式制度方面的障碍。若东道国制度发育程度较低或者与母国差异较大，如东道国人文法制发展程度低、法制框架中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存在盲区或力度不够、政治体系的公正透明度不够、存在大量的权力寻租腐败与机会主义行为，则企业投资失败的风险加大。二是制度逃离论。这种观点认为企业会选择与母国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实施投资：一种是从低质量制度向高质量制度的“逃离”，如沉重的税收负担、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乏、政府的过度干预等制度弊端，逼迫企业逃避母国恶劣制度环境的限制与束缚，并实现制度套利；另一种是从高质量制度向低质量制度的“逃离”，这类企业通常来自母国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较为完善、政府监管严格、市场趋于饱和的发达国家，其在母国环境下进行制度套利已经非常困难，企业投资倾向于选择与本国制度距离较大、制度不透明、监管不严格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制度套利。三是制度综合论。强调竞争优势是投资国别选择的重要依据，如果母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则企业会选择与母国制度质量相近的、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作为东道国；如果母国不具有竞争优势，则会选择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可见，制度距离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