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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异质性与服务贸易论文 一、企业异质性与服务贸易保护水平决定的理论分析 企业异质性，就是企业之间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生产率、生产规模、固定成本、资本密集度、研发密集度、工资水平等方面的差异(Helpmanetal，2004)。但是，在上述诸多因素中，生产规模作为一个突出的因素，对企业游说能力进而对企业的服务贸易保护水平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笔者分析了在服务贸易保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企业和政府的博弈行为以及最终的政治均衡，并以生产规模作为企业异质性的代表，研究不同规模的企业是如何影响服务贸易保护政策的。 (一)服务贸易保护政策决策过程的博弈分析 假设对于任何服务企业来说，要参加游说活动，则需要付出一个固定成本F。这个固定成本指的是企业必须动用一定资源筹建一个组织去接触政府制定者而花费的成本，也表示企业要在政府决策中扮演一定角色所需要的最少的货币投入(希尔曼，2005)。 (二)企业异质性与服务贸易保护水平的决定 以上内容主要围绕企业与政府之间是如何展开博弈的。然而在同一服务部门不同企业的博弈行为仍然具有很大差异。有的企业在游说过程中非常主动，投入了大量的政治捐资，而有些企业非常地被动，政治捐资很少，甚至退出游说。这是为什么呢?下面将引入企业异质性理论来分析。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企业的异质性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企业的生产规模对服务行业保护水平的影响最为重要，所以下面将分析企业生产规模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受游说固定成本F的制约，规模较小的企业是不愿意进行游说并向政府捐资的。因为从福利最大化来考虑，如果他们通过游说政府得到的收益尚且不能弥补游说的固定成本F，那么他们参与政治决策的积极性就会非常低。而那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能通过游说行为获得巨大收益，因此他们会更有激情去进行游说并且捐献较多的政治献金。此外，作为政府而言，从政府福利函数的最大化来考虑，他们也希望获得更多的政治捐资，因此会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来保护这些提供较多政治献金的企业，从而导致较高的贸易保护水平(Grossmanetal，1994)。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贸易保护水平和企业规模是密不可分的。规模越大的企业得到的贸易保护水平就越高。上述分析是建立在企业层面的基础之上的，其实，企业异质性理论也可以解释不同服务部门贸易保护水平的差异。服务部门不同，企业规模的离散率也不同。有的部门，企业的规模大小相似，则该部门企业规模的离散率就较小，产业集中度也较小。而有的部门，企业规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少数几家企业的产量就占据了该行业总产量的很大比重，则该部门企业规模的离散率就较大、产业集中度也较高。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容易得到政府的贸易保护，所以，对于一个部门来说，企业规模的离散率越大、产业集中度越高，其平均的贸易保护水平就越高。Axtell(2001)认为正态分布可以非常恰当地将一个行业内部企业的规模表示出来，所以，笔者借鉴该学者的分析思路，用正态分布来分析上述内容。 二、企业异质性与中国服务贸易保护水平决定的实证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本部分结合中国服务部门2001年～2010年的数据进行检验。这个时间段的选取不仅考虑到了数据的获得性，而且这10年也正是中国服务业从相对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 1．指标的选取 根据上述理论，笔者选取了两个主要指标即产业集中度和跨国公司对中国的FDI流量来分析企业异质性与中国服务贸易保护水平的相关性。其中，产业集中度作为企业异质性的主要表现形式，跨国公司对中国的FDI流量作为衡量中国服务贸易保护水平的指标。产业集中度的测度方法有多种，比如行业集中率(CＲn指数)、赫尔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和逆指数等。这里，笔者选取行业集中率进行测度，用某服务部门内部前5家最大企业市场销售额的总额除以该部门的销售总额得出该部门的产业集中度即CＲ。该指标是衡量企业异质性的最主要指标。当然，除了产业集中度以外，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也是衡量企业异质性的重要指标。所以，笔者将这两个指标也纳入分析当中。其中，劳动生产率PＲOD用各服务部门的总产出即价值增值除以劳动力人数得出。资本密集度CAPI用各服务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除以劳动力人数得出(盛斌，2002)。这些指标的原始数据在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行业年鉴中均可得到，这也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服务贸易保护水平选取了跨国公司对中国的FDI进行衡量。跨国公司对中国的FDI确实受到除贸易保护政策之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是它是笔者能够找到的既能较好地反映中国服务贸易保护水平，又适合进行实证分析的最好的指标了。具体理由是:首先，服务贸易保护水平比较抽象，虽然可以用频度法对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