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陪审员司法监督职能法理及路径_0.docVIP

人民陪审员司法监督职能法理及路径 ［摘要］人民陪审员制度虽然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工作，但仍深受“同类人审判”理念的影响。在实践中，人民陪审员依旧无法摆脱“临时法官”与民意代表及司法监督者的角色冲突。“同类人接受”作为“同类人审判”与现代司法公正的终极目的，要求人民陪审员必须实现向“人民监审员”的转变，通过“临时法官”与司法监督者角色的更替，确保司法公正得以实现。虽然“人民监审员”嵌入现有人民陪审员制度仍存在规范与制度上的一些障碍，但人民陪审员通过逐步剥离审判职能、强化程序正义观的培训、减少参与审判活动的限制可进一步挖掘其司法监督职能的潜力，为“人民监审员”与人民陪审员的融合奠定基础。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人民陪审员法》；司法监督；同类人接受；人民监审员 “同类人审判”的古老理念奠定了陪审制度的理论基础，其中蕴含的司法民主与司法公开为司法的公正与权威提供着坚实的保障。但随着现代法治的发展，“同类人审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诘难，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陪审人员审判职权的授权不足，恰正因为陪审人员专业知识不足与其参审职权过多间的张力所致，“同类人审判”一味强调陪审人员的法官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同类人接受”的终极意义隐而未显，制约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效果。有必要逐步减少人民陪审员的审判职权，明确区分其与职业法官的职能定位，通过强化人民陪审员的司法监督角色，提升其参审的主动性，实现“同类人审判”的转向，以民意与法意交互后的法意输出与司法全程监督获得内心确信实现“同类人接受”的政治效果。 一、“同类人审判”理论与人民陪审员的角色冲突 “同类人审判”过度凸显陪审人员的法官角色，这一理念与现代司法审判的专业化趋向存在不小的冲突，并集中体现于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判时的表现及作用。（一）“同类人审判”理论及其适用。陪审制度一般而言，是指法院在进行案件审判时，吸纳非法律职业者参加法庭审判，与法官共同行使审判权的制度[1](p175)。这种制度设计来自“同类人审判”这一最古老朴素的正义理念，人们选择的裁决者首先必须是自己的同类人，这既是审判被信赖的基础，也是审判结果权威性的保障。托克维尔在谈及美国的陪审制度时也表示，“实行陪审制度，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高到法官的地位。”[2](p345)“同类人审判”的观念伴随着人类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始终未曾改变。正是基于这一视角，司法在演进过程中始终与民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在我国古代不曾有过这样的陪审制度，但即使是在长期封建独裁统治的影响下，集行政与司法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官员也始终以“百姓父母官”的身份和立场行使司法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自古以来对于“同类人审判”这一司法理念的重视。而在西方，很早就建立起了较为体系化的陪审制度，并且十分注重“同类人”在审判活动中的参与，恩格斯就在回顾陪审制度的发展史时指出：“在古代的陪审员法庭里，根本没有法律专家，法庭庭长或审判官根本没有表决权，判决是由陪审员独立做出的[3](p575)。司法权的人民属性决定了这种权力就应当由人民来掌握，唯有人民的代表才能够考虑人民的利益，才可望公正地裁决。但制度的构建与运行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与社会发展，随着人类文明与交往方式的不断革新，现代社会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利益关系网络，基于此构建的庞大法律体系已经不能再用个人的理性与常识去驾驭，司法被迫地转向一个高度专业化、封闭化的体系，从20世纪开始，受英美陪审制度嬗变的影响[4](p119-122)，包括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在内，陪审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有了逐渐衰落的趋势[5](p66-67)。曾经打开的那扇司法民主的门开始逐渐关闭。“同类人审判”的理念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我国现有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事实上也是基于“同类人审判”的理念，借鉴西方陪审制与参审制构建的中国特色陪审制度，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因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陷入困境。（二）人民陪审员的角色冲突。受“同类人审判”理念和追求司法民主的影响，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相关规范文件都明确了人民陪审员实际上拥有民意代表、“临时法官”等角色，但这在实践中极易导致人民陪审员角色的超载与冲突。同一主体由于社会关系、职业特性、性别状况所限，需分别饰演多重角色，但鉴于各个角色间所存在的天然张力使其未能按照既定的剧本去实现不同角色的饰演，从而引发表演崩溃（PerformanceDisruptions）[6](p179)现象。这一长久以来的问题正是人民陪审员制度饱受诟病的症结所在，也是其完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难题。1.“南橘北枳”的实践困境。一个人是需要经过长期的、系统化的法学教育、培训与锻炼，将专业法律思维内化后经过严格的选任程序才能最终成为法官，其内在属性与活动场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