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回到出发地-对2011年《文学报·新批评》的一种考察.docx

? ? ? ? ? “新批评” 回到出发地 对2011年《文学报·新批评》的一种考察 ? ? ? ? ? ? ? ? ? ? ? ? ? ? ? ? ? ? 对于2011年的文学而言，“新批评”无疑构成了一个值得讨论的亮点。“新批评”指的是《文学报·新批评》专刊的批评实践。这份创立于2011年6月的专刊，每期以8个版面集中刊登批评性文章，倡导“真诚、善意、锐利”的新型批评，旨在“打破文坛、艺坛批评沉闷的状态”，至2011年底共推出14期。专刊内容以作家作品专论为主，兼及文学批评、影视、网络写作、书画、舞台等领域。批评的对象，有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刘震云、毕飞宇、迟子建等传统文学的大牌作家，也有安妮宝贝、郭敬明等偶像化的畅销书作者；有对学者、批评家的批评之批评，也有批评者之间的争鸣。其中不乏言辞尖锐之作，或切中肯綮，或锋芒毕露，先在文学创作与批评界引起震动，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被公认为文学批评重要的年度收获。 一 共识表达：吁求批评的尊严 既然以“新批评”命名，就不能不问这个所谓的“新”指的是什么？总编陈歆耕曾做过这样的阐述：“所谓的‘新’是针对当下批评界令人担忧的现状而言的，并非整个做法是一个历史创举。过去很早的时候，报刊也登批评性文章，但作为全是以批评性文章为主的批评专刊来说，目前全国独此一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批评史上可能也是先例。”[1]这样的认识是朴实而又客观的。《新批评》之所以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获得广泛的影响力，确实并不在于它建构了什么新的批评方法和理论体系，或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批评的思想层次、革新了批评的思想品格，而在于它试图与一个时期以来文艺批评的不良风气针锋相对，能够以批评性为主，实践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锐利的批评。也就是说，《新批评》的出发点、贡献和影响，不在于方法与理论，也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实践，在于对最基本的批评尊严的维护。 通读14期《新批评》会发现，抨击文艺批评现状，呼唤批评家、作家道德自觉的文章占了其中相当的比例。2011年6月第1期《新批评》上刊出了李建军的《文学批评：若无盛气会怎样——从〈西夏咒〉被不实“包装”看批评生态》，文章呼吁批评家“要有一股子不肯随顺的‘盛气’，要有一点耻感，要把随喜说好话、顺势说假话，当作有伤尊严的失职和堕落；甚至，还要有点牺牲精神，要把被误解、受伤害，看作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在作者看来，文学批评的不发达，正是因为批评家太缺乏“盛气”，到了“低声下气”“没有耻感的程度”。第2期的《新批评》上刊出肖鹰的《针对个体的批评为何如此艰难？》，作者对学术之争沦丧为利益之争的现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析与批判，认为正是“学术私有化”的语境，导致了任何针对个人的批评均被解读为利益驱动下的“人身攻击”。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针对个人的学术批评不可或缺，限制“针对个人”实质是对批评的阉割，对学术创新力量的扼杀；文章以鲁迅、笛卡尔、康德、卢梭等为例，热切地呼唤追求真理的思想交锋，以及能表现出批评者“性情和血性”的批评。其后《新批评》又陆续刊发了攀发稼的《批评家不妨“深居简出”》，谢春彦、傅小平的《艺术批评呼唤责任感和气度》，苏妮娜的《批评该向谁赎身？》，李更的《批评的无奈》等文章，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批评界现状的强烈不满，申述着文艺批评应当遵循的基本伦理。 在对批评界的种种流俗进行批判的同时，《新批评》自然也不忘呼吁创作者、被批评者接纳批评的雅量。在《新批评》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看来，这原本是一体两面，在现实的国情下，仅仅依靠批评家的自觉，批评的前景不容乐观。贺邵俊在《追诉鲁迅》一文中写道：“我们普遍感到缺乏像鲁迅这样的文学艺术大家，也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缺乏相互接纳和宽容贬损评价的文艺批评的心态和环境。”针对一些创作者打压否定性批评的现象，作者痛感“这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张瑞田的《文学评论中的“瞎子断匾”》也表达着同样的忧虑：“在人人都是大师，人人都是中心的文学界，我们不拿出勇气自我剖析，不以理性的立场审视自己的短长，后人一定会对我们的智商和我们的精神品格产生怀疑，进而全面地否定。希望我们的作家，能培养出对于批评的‘雅量’。”郜元宝在《请神容易送神难——“中国批评”的困境》一文中，直言不讳地揭露了不能接受批评的中国作家的种种心态，认为“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算起，‘中国批评’为中国文学整整抬了三十多年轿子，这是任何模范轿夫也会感到吃力和厌倦的事……无奈轿中人硬是不肯下来”。同时指出，这样的僵局也正是“中国批评”为自己酿造的苦酒。 这些文章尽管多少流露出个体的无力感，然而一种对于批评现状的共识也随之呈现得愈来愈清晰，这就是：“中国批评”已经到了必须有所改变的时候了。创刊之际《新批评》鲜明地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三倡导、三反对”原则：“倡导真实、真诚又自由、锐利的诚意批评，反对谩骂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