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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权性质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代理制度是我国民事法律中的一项基本制度，目前学术界对于代理权性质尚存在许多争议，分别有权力说、权利说、能力说等多种认识。理论上的争议导致实践中的混乱和纠纷，使得案件事实的认定产生偏差。代理权性质的准确界定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于追溯代理制度发展的历史，揭示创设代理制度的价值所在，为代理权性质做出准确的界定。 关键词：代理权代理权性质资格说 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独立与第三人为民事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的一种法律制度，是一种依他人的独立行为而使本人直接取得其法律效果之制度。代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相当频繁并具有重要意义。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有限，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如果任何一项民事或者商业活动都由本人亲自行为，对社会经济也是无效率或者低效率的。代理行为和代理关系的建立一方面扩大了个人的行为能力，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在代理人、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产生纠纷，代理纠纷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代理权性质的确定及界定的准确与否。对于代理权性质的讨论无论在理论的探索上还是在实践问题的解决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一、学界对代理权性质的几种见解 代理权是整个代理关系的基础，代理权的有无决定代理行为之是否有效，可以说，代理权是整个代理制度的起源和基点。而关于代理权的性质，学说上有不同见解，举其主要如下： （一）权力说：此说为英美学者所提倡。这种学说认为代理权是一种权力义务关系，代理人被授予改变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权力，被代理人承担接受这种被改变了的关系的相应义务。代理人的权力不是由被代理人授予的，而是由法律授予的，只是由于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的行为使法律规则发生作用，其结果是代理人得到了这种权力。梁慧星教授也主张这种学说。他认为代理权力为一种法律上之力，凭借此法律上之力，代理人可以改变本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而本人则必须承受其后果。此法律上之力不仅来源于本人的授权行为，也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因此，代理权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因授权行为或法律规定所产生的，可以直接改变本人与第三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权力[1]. （二）民事权利说：把代理权视为民事权利是一种较为直观的看法，并且符合“代理乃委任之后果”的思维传统。这种学说认为代理权是一种民事权利。至于属于何种权利又有所不同，有的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是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表现；有的认为它是一种特别的形成权；有的认为它是一种民事权利，但不独立，而是具有依附性和他主性。 （三）能力说：此说为现今之有力说，特别是在日本已成通说。此说认为代理权性质上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相同，是一种法律上的能力，代理权应当是从属于代理关系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法律概念。日本学者广度清吾先生认为，权利能力是一种静态资格，行为能力是动态资格，代理权显然应属于行为能力，而不属于权利能力。 （四）资格说或地位说：此说认为代理权并非权利，而是一种资格或地位。代理人是因法律的直接规定（法定代理）或者本人的授权（意定代理）而获得以本人名义从事一定法律行为的资格或者地位。代理人因有此法律上地位，其所为之法律行为的效力得归属于本人[2]. 二、从代理制度的设立价值出发 目前学界对代理权性质的讨论大多限于对代理权本身内涵的分析，略嫌单薄的分析方式，无法真正揭示代理权的内在性质，容易导致忽略代理制度创立的宗旨，而走向单纯的理论分析。笔者试图以代理制度的发展和沿革历史为背景，探求设立代理制度的价值所在，并结合对代理权性质的理论分析，力求对代理权性质做出准确界定。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代理法有着不同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英国代理法通说认为，英国代理法的发展与罗马法毫无关系。英国学者霍尔姆斯认为，罗马法从来没有发展出一套统一的代理法。英国著名法学家梅特兰认为，英国代理法渊源于古代的“用益理论”，英国现代意义上的代理法源于僧侣的地位。而在大陆法系中，追溯代理制度的历史，必须从委任契约开始，委任与代理的密切关系使我们无法回避这一点。在罗马法中，尚无制度意义上的代理，这是由于简单商品经济没有为适用代理提供客观的经济条件。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交易活动比较简单，范围也不广泛，经营者依靠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实现经营所需的各种民事活动，无须借助他人能力。其次，罗马法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要求极为严格，一般要求当事人亲自到场完成一定程序才为有效，故无请他人代理的可能，限制了代理关系的发生。再次，古罗马社会是一个崇尚等级、身份的家长制和奴隶制的社会，家长对家庭成员及奴隶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家庭成员和奴隶都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无须产生专门的代理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