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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价值论文：体育标语价值的审视刍议 本文 体育标语的政治化诉求 新中国成立伊始，可谓百废待兴。近代以来长年累月的各种类型的战争使得这片土地满目疮痍，因此建设健康繁荣的新社会成为建国初期的基本要求，而实现此种要求的最基本策略是国人需要具备健硕的身体，对内满足生产与发展的需要，为新中国建设服务；对外呈现“翻身做主人”的新形象，两者的交汇点恰好可以通过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得以实现。1950年，毛泽东同志就针对我国学生身体体质较差，学习、社会活动过重的情况，提出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主张，鼓励学校重视体育。1952年6月20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写“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指明方向、确定目标，推动了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但这一时期，增强体质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落到了“为部队建设服务”、“为国防服务”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建设领域上来。1955年的全国第1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刘少奇同志提出“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健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周恩来同志提出“开展职工体育运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朱德同志提出“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与此相呼应的是，民间“锻炼身体，建设祖国”、“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等极具政治觉悟和建设激情的体育标语。1958年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我国体育事业也进入“大跃进”时期。在全国“反右倾、鼓干劲”的政治动员下，体育界号召“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在原国家体委制订的《体育运动十年发展纲要》中提出，“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运动项目上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于是，相应的体育标语纷纷出现。如：“敢笑珠峰不高，定叫红旗上飘”、“战风沙，迎严寒，苦战一年放卫星”、“又红又专高标准、严要求、勤学苦练基本功”、“上工齐又早，走路都是跑；休息就上操，做活快又好”、“三岁孩童会做操，八十老人会舞蹈；青壮男女劳卫制，体育生产卫星高”等等。这些体育标语，通过大字报、田头口号等形式在全国城乡进行广泛宣传和动员，人民群众纷纷投身到“人人通过劳卫制，个个争当运动员”的国家号召中。在今天看来，这些体育标语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凸显了我国体育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内涵。历史地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底子薄、自然灾害严重、人民生活贫困、身体素质较差，再加上帝国主义对新兴社会主义中国的敌视和封锁，我国体育事业缺乏对外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因而起步较晚、基础较差、水平较低，与国家建设需要和人民希望相距较大。因此这一时期的一系列体育标语，主要是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角度出发，宣传和号召群众努力提高身体健康水平，更好地为新中国的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体育标语口号中强烈的政治诉求，标识了体育文化浓厚的政治成分，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民族的新政治，强势进入公共体育的传播空间，强化了体育的政治意味。对刚刚从战乱、贫穷、落后中诞生的新政权来说，这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体育标语多为单向性、强制命令的政令型标语，以权威形式、标准化的语言，明确规定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全国人民应该遵循的行动原则、采取的步骤措施和达到的奋斗目标，具有强烈的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色彩。这些体育标语铿锵有力，却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盲目求冒进、求超越，不符合体育运动的正常发展规律，并造成大量专业运动员受伤，我国体育竞技水平明显下滑。 体育标语的跨文化策略 1966年起，我国社会进入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各级体育部门的领导干部相继被打倒，不少省、市、自治区的专业运动队伍被解散，训练场馆被关闭，比赛器材设备被毁损，广大群众自发、自娱参加体育锻炼的活动也被迫停止，我国的体育事业陷入了全面瘫痪的状态。群众中流传一时的“龙舟遭腰斩，龙灯剥了皮”、“皮球漏了气，操场变菜地”、“体育场撒了种，体育教师改了行”、“体育场种了地，运动员唱了戏”等顺口溜，生动形象表现了我国体育事业的低谷状况。1971年是中国体育外交乃至整个外交工作的转折点。这一年，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面对当时十分紧张的中日、中美等国际关系，周恩来同志从外交角度考虑，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希望利用体育来促进中国的外交。周恩来提出的这一原则，也成为一个时期体育标语的关键词。诸如“身在球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宁失一球，勿伤一人”、“赛出风格，赛出水平”等等，这些标语不仅流传于有中国体育健儿参加的国际赛场上，也大量张贴在国内企事业单位、城市、农村的大街小巷，形成了通过体育比赛增进与他国交往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在国内，政治高度一体化，一切服从政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