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年级音乐课堂教学创新研讨.docVIP

低年级音乐课堂教学创新研讨 古往今来,教学实践中存在着多种模式。早在我国古代就有人对教学从学的角度进行过概括和总结。如孔子认为,学习过程主要是由“学”、“思”、“习”、“行”四个环节构成的;在《中庸》一书中,学习过程被概括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个阶段:荀子则主张学习过程应是“闻”、“见”、“知”,“行”的过程,等等。这些思想都可视之为世界上最早的教学模式的雏形。而我国当前小学音乐教育(其性质和主要特征有别于古代音乐教育)课堂教学模式的发展,则起源于上个世纪初学校教育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梨园式”阶段 (一)教—唱模式 19世纪末期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也唤醒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意识,抵御外侮、进行变革、力图自强的思想在知识分子当中普遍高涨,社会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口号。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有识之士亦开始宣传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的一要件。”又说:“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缺者。”1904年1月的“癸卯学制”将音乐课正式列入蒙养院的课程设置之中,并对“歌谣”的教学作了规定:“歌谣俟幼儿在五六岁时渐有心喜歌唱之际,可使歌平和浅易之小诗,如古人短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皆可,并可使幼儿之耳目喉舌运用舒畅,以助其发育,且使心情和悦为德性涵养之质。”1909年5月15日,清政府颁布《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规定在初等小学堂增设“乐歌”课,并对教学内容作了规定:“乐歌乃古人弦诵之遗,各国皆有此科,应列为随意科目,择五七言古诗歌词旨雅正、音节谐和、足以发舒志气、涵养性情、篇幅不甚长者,于一星期内酌加一二小时教之。”至此,音乐课在全国中小学校正式设立,音乐课也正式列为学校的必修科目,初等小学设“唱歌”课,高等小学设“乐歌”课。“学堂乐歌”正是人们对这些新式学堂中所设音乐课程的称呼。 与此同时,爱国知识分子沈心工、李叔同东渡日本,研习音乐,并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经验带回国内,推动了近代中国学堂乐歌活动的兴起与发展。但由于学校制度刚刚建立,教材短缺,”唱歌”课的教学主要采取旧曲填词的方法,通过集体歌唱的形式,向学生传播西方音乐知识,对学生进行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加上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走在师范音乐教育的前面,担任中小学“乐歌”课的教师主要是教国文的老师,或临时聘请的一些民间艺人。这样,受传统音乐口传心授传承方式的影响,课堂上主要是“先生唱,学生跟”,或者是“先生讲,学生听”的“教—唱”课堂教学模式。近代著名画家和音乐家丰子皑曾在《艺术趣味》一书中回忆当时学校教唱《勉学》这首歌的情形:“我们学唱歌,正在清朝末年,四方多难,人心乱动的时候,先生费了半个小时来和我们讲解歌词的意义。慷慨激昂地说,中国政治何等腐败,人民何等愚弱,你们倘不再努力用功,不久一定要同黑奴红种一样(歌词的第一句“黑奴红种相继尽,惟我黄人鼾末醒”)。先生讲时声色俱厉,眼睛里几乎掉下泪来。我听了十分感动,方知道自己何等不幸,生在这样危殆的祖国里。唱到‘东亚大陆将沉没’一句,惊心跳胆,觉得脚底下这块土地果真要沉下去似的。” (二)练—唱模式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小学校的音乐教育得到迅速而广泛的发展,教师紧缺,迫切要求建立起专业音乐教育机构。1920年9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建立;1922年,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成立;1920年,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成立,1922年改名为上海艺术师范学校;1927年,我国第一所规模比较大、制度比较健全的独立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建立。这些音乐教育机构的办学方针,虽然大多数仍沿袭过去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方针,而设有国乐方面的课程,但是,实际上它们主要都是参照欧美的音乐教育体制,以传授西洋音乐知识和技能为其主要的教育内容。据1921年6月出版的《音乐杂志》第2卷第5、6两号合刊上发表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科分组办法》,可以得知音乐科学生的专业必修科目是:1.理论课:普通乐理、普通和声学与应用和声学、对位法、音乐史、声学、曲体学、乐器学、作曲法、作歌法。2.技术课:钢琴,钢琴练习、独唱、合唱、默谱及节奏练习,指挥。共同必修科目是:国文、英文、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史、实地教授。大批受过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培训的学生,在走上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课堂教学的同时,也把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以知识和技能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课堂教学模式,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