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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2 / NUMPAGES2 城市治理问题中的侧面因素分析 仅根据一座城市GDP、绿化率、基础设施等数据指标，无法判断其是否健康与繁荣。当今在生态经济与美丽中国等概念的指引下，我们对于城市建设的思维发生了转变。针对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城市治理问题，本文从几个侧面对于相关因素点进行分析。 一、建设思路的影响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规模急剧增大，这对城乡规划以及后期的城市建设、城市综合治理产生了长期的影响。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人口流动增加，尤其是农业人口向工业城市聚集，客观上给城市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我们基于外部环境优先发展重工业，希望在主要工业产品数据上赶超发达国家。这对各大工业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产生过巨大推动力，而其他辅助建设暂时没有跟上，给城市治理和维护留下了隐患。过去我们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环境保护原则上服从经济建设，两者并没有被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 京津地区是国家下一步城市治理的试点区。古代都城选址，先考虑国土防卫与屯兵难度、交通与粮食安全问题，最后才是经济建设。而京津的实际区位优势在21世纪已经不太明显，明清时期的镇边功能属性在当前形势下不复存在，但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经无法撼动，其城市群的规模不能继续粗放式增长，京津地区的建设问题应该通过功能区分流疏导、减轻负担的方法来治理。 二、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模式演变的影响 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城市治理难题，最典型的案例是底特律。南方珠三角、长三角的部分城市近20年突然崛起，源于轻工业和新兴科技工业的兴盛，带来的工业人口转移和迁移。例如，钢铁、矿产为代表的传统重工业进行自动化升级之后，更多劳动力进入了其他制造业或者服务业。一个城市群，如果曾经过分依赖单一产业，那么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将面临劳动人口与消费人口的流失。 现在，设定一个理论模型——“X时间段内，Y万劳动力进入Z产业”——30年前，X、Y、Z几个数据变化不大，但由于最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以及承接结构调整，数据变化加剧，而且Z所代表内容变动特别大，Z所在的区域位置变化也非常大（例如劳动力密集型的电子加工行业），转而形成了新的模型——“某城市吸纳劳动力Y万，并建设Z产业来发展经济”——变得难以预测和控制，让整个城市发展出现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从侧面影响城市的规划和建设。 城市的支撑产业体系如果遇到市场性的调整，会难以适应，导致城市建设规划跟不上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治理难题，有可能与不理智地发展房地产业有潜在关联。 东北的城市治理难题是因为转型不及时，且物流成本相对提高，例如，从南美、大洋洲和非洲和进口原材料的海运费用相对低廉，且促进海运符合国家总体政策，获得了支持，因此东北地区在重工业上各项支持性区位优势方面就不再占有优势;上海依然繁荣，是因为轻重工业分布合理且转型较快，所以成为制造业中心、金融中心、教育中心、商业中心、交通中心以及服务业中心。产业结构调整之后，一座城市如果不再占有地利，可能很快失去人和，损失人才，损失政策倾斜，接下来所要面对的就是长期的发展困局。 三、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 三亚的城市治理已经初见成效，折射出各省普遍的房产泡沫式繁荣、其他实体经济相对不够活跃且缺乏创新和增长力的相似性特征。三亚的支柱产业是旅游和房地产，一旦这些行业出现了问题（这几年的问题已经出名），整个城市必然出现生态失衡、环境破坏、人文不正。 过去粗放生产、追求产量、数据排名的模式，忽视长远发展、忽视上下游产业的对接、忽略了产业升级改造的潜力准备，盲目扩大产业规模、盲目在某些城市重点发展相对单一的产业，造成了城市的“营养不良”或者“偏科”，这是产业与经济模式对城市的致病原理。 四、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 城市的发展，最终是人的因素，而且是一群人的综合因素。城市的硬件实体犹如蜂巢，蜂巢是否健康，是一群蜜蜂营造的结果。传统上，某些思维方式、社会习俗乃至价值观，对于城市治理难题有重大影响。 第一，本地保护主义思想，可能是农业社会的户籍禁锢制度遗留下来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楼与棚户区的社交隔离，并从造成了一些“界线”或者“三不管”，对城市环境不利。流动人口的棚户区不仅影響了市容，也因给排水与垃圾处理等问题而间接破坏了生态。 第二，旧时代遗存下来的“士、农、工、商”的旧式阶层划分以及“惟有读书高”等片面价值取向，可能在思想层面间接加剧了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劳动人口脱离农业，然后混合了上面提到的其他因素，一起加速了整个房地产业供需关系的起伏，进而造成了城市规划与建设过快，膨胀过程太剧烈。这导致很多问题来不及冷静思考、研判，加剧了城市治理难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