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村落为载体的旅游研究田野追踪与话题选择——贵州郎德苗寨10年跟踪研究的心得与体会.docxVIP

以村落为载体的旅游研究田野追踪与话题选择——贵州郎德苗寨10年跟踪研究的心得与体会 郎德苗寨是我国较早实施旅游开发的少数民族村寨, 自1986年旅游开发启动以来, 一直将“所有人为村寨的建设和保护出过力, 应该家家受益”的核心原则延续至今, 村民在旅游决策与管理、经营与接待以及社区文化资源、环境保护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全民参与、自组织管理、以工分制为典型特征的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 被称为“郎德模式”。作为我国民族旅游村寨自组织管理的典型代表, “郞德模式”在国内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独树一帜, 对民族贫困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富集区探索内源式旅游发展有着积极的实践借鉴意义。自2007年以来, 作者领衔的贵州师范学院区域旅游研究所研究团队将郎德苗寨作为长期观测的样本地, 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研究, 经历将村落田野民族志对现有理论或“模式”展开验证性研究的初级阶段, 与现有理论进行对话和打补丁的过渡阶段以及最终源自经验材料基础上形成原创性学术研究和命题提出的当前阶段等三个阶段。以下介绍近10年跟踪研究的心得与体会, 求教于同行。一、第一阶段:2008年至2012年 (套用西方理论诠释村落旅游现象) 2007年, 笔者有幸申请获得第一项与社区旅游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顺利完成项目, 选择将郎德苗寨作为经典个案展开社区旅游相关研究。研究中发现, 郎德苗寨与天龙屯堡两地因核心力量导向与组织结构差异使得旅游开发各具特色, 颇具典型性。因此, 对两种不同旅游开发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之后的深入田野发现, 郎德苗寨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中存在“搭便车”行为, 由此以《郎德苗寨社区主导旅游发展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作为论文选题, 撰写发表。2012年,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团队成员从组织和制度理论视角出发, 借鉴斯彻文思构建的包含政治、经济、心理、社会4个维度在内的旅游增权框架模式, 通过分析贵州郞德苗寨旅游开发背景下社区组织的演进与制度构建过程, 诠释社区增权的路径和模式。最终成果《郎德苗寨社区旅游:组织演进、制度建构及其增权意义》一文发表于国内旅游类权威刊物《旅游学刊》 (2013年第6期) 。这一阶段虽发表了数篇论文, 研究成果质量逐渐上升, 在业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难发现, 此阶段社区旅游研究缺陷较为明显:首先, 理论主要来自经济学、管理学学科, 研究视角单一。其次, 从问题意识来看, 已发表的论文几乎从已有的成果和文献中寻找问题意识, 带着理论的有色眼镜到田野点寻找素材, 借以论证西方理论的合理性并尽可能与西方理论对话。这样的研究范式导致只能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下讨论社区旅游的表象问题, 无法对社区旅游事项背后的逻辑进行追问。不仅如此, 为论证西方理论的合理性, 需要主观性地切割村落内部的结构性要素为研究服务, 使得研究缺乏整体观而显得支离破碎。最后, 研究方法上, 因单一的学科取向和强调宏观研究范式导致研究中更多采用由外而内的“鸟瞰式的视角”观测旅游发展中的事项而不是从“蚯蚓式的视角”出发, 深入至村落内部就经验材料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与演化特征展开研究。二、第二阶段:2013年至2015年 (对话与打补丁阶段) 笔者前期以郎德苗寨为依托展开的村落旅游研究增强了团队社区旅游研究的信心, 逐渐引起同行专家关注。但接下来的一次郎德之行让我对社区旅游研究的激情与信心滑入低谷。2014年我带着家人进入郎德苗寨, 正好遇到村民以“12道拦路敬酒”仪式迎接到访游客。爱人当时问我, 这拦路敬酒仪式为什么不设置11道或13道, 恰恰是12道呢?这问题把我问住了。这让我感觉到多年来所做的以村落为载体的旅游研究, 实际上是建立在脱离村落内部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基础上而展开的村落旅游研究, 深感遗憾的同时也感到有必要对村落内部的结构性要素展开追问。随后, 我们邀请贵州省著名的苗学专家为我们解读苗族文化, 讲座中专家希望旅游管理学科青年学者到少数民族地区做学问应该通过方法创新与范式转换研究少数民族文化, 否则离民族文化的本质与内在的演化逻辑有较大的出入, 甚至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为使以村落为载体的旅游研究具备对社会文化学术支撑, 2014年6月笔者申请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滚动项目“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子课题———郞德苗寨”。此后, 团队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等相关科研院所、高校组成联合调研组, 团队成员学科涵盖历史、经济、社会、地理学、法学 (法律) 等学科, 于2015年1月10日至26日深入至该村调研, 就村寨自然资源与分布、历史与文化、村寨节庆与习俗 (婚丧嫁娶) 、村寨组织与权力结构、乡村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演化、国家权力介入与村寨回应等专题展开深入调研, 绘制了家族谱系图、土地与山林资源分布图、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