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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对于过去罪行的规范效力评价与追诉时效 摘要：当代时间哲学与系统论表明，刑法只能根据其结构和功能选择性地对过往罪行予以回溯。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在于通过维护行为规范的效力保护法益，因此，应当仅将对之科处刑罚有利于确证行为规范有效性的罪行评价为仍然与现时社会生活相关的刑事不法。追诉时效标示着罪行的不法关联性的时间界限，追诉期限届满意味着相关罪行不再构成刑事不法。追诉时效是不法排除事由，属于实体法上的制度，应依据从旧兼从轻原则认定其溯及力。在认定追诉期限的起算和终止时点、法定刑升降格条件的影响、核准追诉的条件以及追诉时效的中断和延长时，也应当基于不法关联性消逝说，结合相关罪行对于在现时社会中构建规范效力的影响进行判断。 一、问题的提出追诉时效制度在刑法中拥有悠久的历史，我国现行《刑法》第87条至第89条也规定了刑事犯罪的追诉期限。然而，我国当前的学说理论和司法判例对于刑法中所规定的几乎每个关乎追诉期限计算的条件都存在显著的分歧。若在个案中同时涉及若干争议问题，相关案件的处理就更为困难。例如：2011年3月10日晚，李某在A市从严某等人店铺窃得财物10100元。次日，严某等人至A市公安局报案，该局以“严某等人被盗案”立案侦查。后李某又于2011年4月间先后在B县等地数次盗窃后被抓获。B县公安机关曾对李某讯问“是否在其他地方盗窃过”,李某未供述在A市的盗窃事实。针对在B县等地的盗窃事实，李某于2011年被判刑，后刑满出狱。2017年10月13日，A 市公安局通过指纹比对发现，李某存在曾于A市盗窃的重大嫌疑，遂于同年10月24日将李某抓获归案。该案不仅涉及应当如何认定追诉期限的终点以及何谓“逃避侦查”等问题，同时，行为人在A市的盗窃数额为10100元，按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属于盗窃数额巨大，而根据2013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仅属于盗窃数额较大，故本案还涉及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显而易见，若不对这些问题予以清晰的回答，就无法为司法机关解决相应的案件提供明确的标准，不利于实现司法的统一性。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存在诸多的见解分歧和法律适用的差异，我国学界却鲜见对追诉时效制度的体系性研究。究其原因，恐怕还是难以确定追诉时效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从而无法体系性地诠释追诉时效的诸多问题所致。事实上，对于种种关乎追诉时效制度之理解和适用的问题，也确实只有以追诉时效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为指导，才能寻得合理的、体系性的解答。因此，本文拟首先确定追诉时效制度的正当性依据，然后再在此基础之上对追诉时效制度的诸多问题进行体系性探索。二、现有见解及其不足综合梳理我国和德日刑法学者的相关论述，当前学界主要是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方面来论证追诉时效制度的正当依据。在本文看来，这些论述路径均存在不足。(一)程序法诠释路径程序法诠释路径强调取证的困难性以及维护司法经济、快捷的必要性。其中主要有证据湮灭说、司法经济性说和加速原则说等三种基本见解。1.证据湮灭说证据湮灭说主张，随着时间的流逝，司法机关难以搜集证据确定案件事实，为避免错判风险，立法者才决定在特定期限后放弃对罪行的追诉。但是，即便如此，证据湮灭说仍然难以论证追诉时效制度的正当性。首先，该说无法解释，为何刑法将追诉期限与罪行的法定刑相联系。证据是否以及何时灭失，是事实问题而非法律判断，重罪物证的保留期限不一定长于轻罪。即便是目睹了重罪发生过程的证人，其证言的可信度也主要取决于其记忆的准确性以及其在案发时是否注意到了能够证明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关键事实等偶然因素，故同样不能认为关于重罪的证人证言必然比关于轻罪的证人证言更为可靠。其次，证据湮灭说认为时间流逝必然造成证据灭失的理论前提也明显存在疑问。一方面，刑事证据并不必然随着时间流逝而湮灭。譬如，被告人供述的效力就不因时间流逝而产生变化。时至今日，在DNA鉴定、互联网、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的联合助力下，刑事证据随着时间流逝而湮灭的可能性更是显著降低。另一方面，在某些场合下，时间的流逝甚至可能更有利于犯罪证据的搜集。譬如，在贪污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已经退休或离开管理岗位之后，纪检监察部门和司法机关更容易获取知情者的证言。最后，证据湮灭说也难以与我国追诉时效制度中的部分具体规定相协调。譬如，行为人逃避侦查的，往往会导致司法机关更难搜集相关的犯罪证据，但《刑法》第88条第1款不仅没有因此缩短追诉期限，反而对追诉期限予以延长。司法机关应当立案却不予立案的，证据湮灭的过程并不会因此得以延缓，但《刑法》第88条第2款也在此种场合下规定了更长的追诉期限。2.司法经济性说与加速原则说司法经济性说认为，在特定期限之后免除司法机关对过往罪行的追诉职责，集中司法资源处理新发生的案件，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