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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改革的宪法化探析 摘要：在当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宪治国的背景下, 刑法改革宪法化, 是我国刑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基本趋势与做法。它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权益, 有利于我国“法治型”刑法的转变, 有利于与国际刑法体系接轨。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宪治国的宏观背景下, 刑法还要如何继续完善,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与具体路线。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把实施宪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2018年3月11日, 我国公布《宪法修正案》, 通过认真学习,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改革与完善应该以宪法为统领, 朝着宪法化方向行进。 (一) 刑法改革宪法化有利于公民权益的切实保障所谓“刑法改革宪法化”, 是指在刑法改革与完善的过程中, 以宪法规制刑法, 强化刑法保障功能的基本趋势。具体来说, 对于一些重要的法律问题, 尤其是涉及由公权力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的一些重要问题, 基于保障公民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法理念, 在宪法中对于普通法律中的重要原则予以确认, 使其上升为宪法性规定, 赋予其宪法效力, 进而根据宪法的这些规定对公权力之行使, 包括普通法律之修改和实践进行相应之限制, 更有效保障公民权利。刑法, 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 是国家最重要的实体法之一, 地位十分显赫。只有宪法, 作为拥有国家最高法律地位的根本大法, 才能最有效地规范与制约刑法 (罚) 。在刑法改革与完善的过程中, 把有关刑罚的基本原则写入宪法, 使刑法的立法、司法处于不能违宪的前提下, 从而有效强化刑法保障功能。这种强化, 既能保证守法公民不受刑罚的侵害, 也包括保障罪犯应有的权利, 包括其应有的政治权利。曼德拉曾经这样说道:“......一个人只有进过一个国家的监狱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作为判断一个国家的标准, 不应该看这个国家如何对待本国最上层的公民, 而应该看这个国家如何对待最底层的公民。”因此, 进行刑法宪法化改革, 通过涵盖其中罪犯应有政治权利保障方面的全面改革, 可以最有效地、在最大范围内保障公民的正当权利, 也在更大程度上表征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法治化的成熟程度。 (二) 刑法改革宪法化是国际通行做法与基本趋势刑法的宪法化, 已经成为国际普遍做法与刑法改革的基本趋势。一方面, 国际组织的推动。如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50年的《欧洲人权公约》等国际性文件对罪刑法定原则、被告人的刑事诉讼权利与刑罚的人道化等作了明确规定, 并且使其成为现代通用国际法原则。另一方面,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宪法都对刑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也予以规定和确认。如《美国宪法》第1条规定“不得通过公民权利剥夺法案或追溯既往的法律”。因此, 除保证执行正常的禁闭纪律和防止干扰所必要的限制, 或者因对在狱的全体成员以及一般公众的权利和人身安全提供合理保护所必要的限制之外, 美国囚犯保留自由公民的权利。这成为确定美国囚犯权利的基本原则。另外, 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发达国家, 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宪法在引导刑法改革过程中, 都有类似性质的规定。依据国际刑法学协会前任主席巴西奥尼 (Bassiouni) 对139个国家宪法的研究, 其中13个国家的宪法规定了公民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有81个国家宪法规定公民不得被任意逮捕, 不受酷刑、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刑罚;67个国家宪法规定了无罪推定等。 (三) 刑法改革宪法化是我国“法治型”刑法建设的内在要求我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其中有关现代刑法的基本理念和具体要求已被学界基本认可, 官方也在不断努力参考其准则展开制度改革。在党和国家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宪治国的战略背景下, 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刑法改革来进一步完成刑法制度现代型转型。推动刑法由“专政刑法”向“法治刑法”发展已经为多数学者所共识。[6]笔者认为, 既然由“专政刑法”走向“法治刑法”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那么我们就应该根据我国的国情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化原则统领刑法改革。的确, 随着刑法修正案 (一) 至刑法修正案 (十) 的出台, 我国刑法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完善, 刑法对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名誉权等基本权利的保护也得到了明显的加强。但是, 我国现行刑法体系在某些方面仍存在宪法缺陷。比如, 在对罪犯的政治权利保障这一块, 至今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政治权利的范围在宪法与刑法中的规定不一致;刑法中的定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