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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普遍主义研究论文 一 早在1996年，刘先生就发表了《现代道德建构中的历史性两难》，认为：“就传统儒家伦理来说，在现代道德建构中面临的两难在于：一方面只有经过理性化转型，它才有可能在现代道德生活中继续存在并发挥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理性化转型必然要以普遍理性精神取代它的本根性基础——血缘亲情原则，这恰恰又将意味着传统儒家伦理体系自身的崩溃消解。” 现代理性精神面临的历史性两难在于：“一方面，它不可能通过‘返本开新’从本身缺乏道德理性因素的传统儒家伦理内部生长出来；但另一方面，在传统习俗的力量远比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更为根深蒂固的道德领域内，它又不可能在‘道德真空’的氛围内凭空产生，而必须面对儒家伦理这样一个不得不加以继承的既成传统。”他以新儒家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当代新儒家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因为他们为了保持儒家本色，又不愿将现代理性精神设置为本根性基础，反而依据传统儒家的‘情理’精神解释道德理性，坚执心性本体或情感本体，以尧舜类型的成圣成贤作为终极道德目的。其结果，则往往是既失去了传统儒家的某些本质特征、同时却又未能充分现代化。”“后现代”的两难：“现代道德建构在西方已经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逐步暴露出其‘现代性’即‘理性化’的某些弊端，并因此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激烈批判，甚至面临解构的危机。更为尴尬的是：由于西方道德理性精神相对忽视情感及其必然性之‘理’所造成的一系列负面现象，诸如人伦关系松弛、家庭观念薄弱、人情淡漠、社区解体等，恰恰又凸显出更重视血缘亲情、甚至主张以‘情’为‘理’的传统儒家伦理的某些长处。” 在经过了以上的“两难”思考之后，刘先生发表《“人为”和“情理”——中国哲学传统的基本特征初探》，认为：“重‘人为’和扬‘情理’构成了中国哲学传统的两个基本特征。认知理性精神的相对缺失导致了中国哲学传统的某些缺陷，应当注意借鉴和汲取西方哲学传统对认知理性精神的积极弘扬。”他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生产劳动的‘实践’精神的基础之上，完成将中国哲学传统的‘人为情理’精神与西方哲学传统的‘认知理性’精神内在地整合起来。”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来被他放弃了，而对中国传统缺乏认知理性精神的批判则始终没有放弃。 他的《儒家伦理：道德理性还是血亲情理?》一文，则由儒家没有认知理性，进一步推出儒家没有道德理性。他认为：“普遍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现代的道德理性精神。”这里的核心概念就“理性”(reason)。刘先生以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为标准，理性就是：“人凭借逻辑推理认知事物本质、获得真理的能力和活动。”因此所谓“理论理性”、“纯粹理性”的本质特征则是逻辑性、普遍性、必然性、明晰性等。西方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出鲜明的认知理性精神、并特别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而所谓“道德理性”、“实践理性”，主要意指人的普遍性“理性”本质在实践一道德领域内的体现，因而总是建立在“认知理性”、“纯粹理性”的基础之上，与后者保持着密切关联。因为他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理性”概念，所以他认为：“儒家学说几乎没有对世界是否可知、真理性认识如何可能、逻辑推理法则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又怎么会具有纯粹理性或理论理性的精神。……也很难说：它会进一步在伦理观中体现出以认同人的‘理性’本质为基础的道德理性精神。”简言之，因为儒家没有深入研究认识论，所以儒家没有理论理性的精神，推论：儒家没有道德理性的精神。 刘先生还发文《血亲情理与道德理性的鲜明反差——孔子与苏格拉底伦理观之比较》，认为：“孔子与苏格拉底所强调的‘理’在实质上存在着情理之‘理’与理性之‘理’的深度差异，不能等同看待。孔子与苏格拉底伦理观的根本差异主要表现在：苏格拉底的道德理性精神坚持把理性知识与感性情感严格地区分甚至割裂开来，特别强调二者在道德领域内的张力冲突，认为只有理性知识才是支配人的各种行为的终极因素，明确将知识置于情感之上，主张道德实践之‘理’仅仅存在于理性知识之中，一切欲望情感都必须遵循和服从这种理性之‘理’。相比之下，孔子的血亲情理精神虽然也指出了知识与情感之间的差异，但它并没有特别凸显二者在道德领域内的矛盾对立，而是认为只有感性的血缘亲情才是支配人的各种行为的终极因素，明确将情感置于知识之上，主张道德实践之‘理’仅仅存在于感性情感之中，就连知识也必须遵循和服从这种情理之‘理’。结果，苏格拉底就将一切伦理德性终极性地归属于理性知识，而孔子则将一切道德规范终极性地归属于血亲情理。” 这篇文章中，他还说：“休谟的伦理观不是‘道德理性”’。其理由是：“休谟曾经明确指出：既然旨在获得真理知识的理性对于人们的情感和行为没有什么影响，那么，道德原则就不可能由理性得来；因此，道德活动的理由根据不是理性、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