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道主义与哲学范式的转变-论高懿德《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的哲学范式意义.docxVIP

? ? ? ? ? 物道主义与哲学范式的转变 论高懿德《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的哲学范式意义 ? ? ? ? ? ? ? ? ? ? ? ? ? ? ? ? ? ? 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其所由以做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在哪里？自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就占据了人类文明的主流地位，尽管不时有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提出。但这个尺度的标准是合理、合法的吗？就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篇首重提“存在”的意义时所提醒的一样，我们对“存在”虽已耳熟能详，却又深感困惑和不安[1]。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我们对万物价值之评估的标准上，高懿德教授对此深深体会到海德格尔式的诘问之必要。他自2010年发表《物道主义哲学发轫》以来，陆续出版了十余本专著来阐发物道主义的哲学理论，尤其是最近出版的《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将物道主义做了一个系统性的总结与提升，使其成为一个原则明确、观念严谨、架构恢弘的全新的哲学理论系统。笔者认为，其最关键的方法论上的突破，是对哲学范式的变革，这是对上述海德格尔式的诘问进行反思与回应的一个“总抓手”，其前提是对物道主义之“物”的界定。 一 物道主义之“物”的新界定 按物道主义的观点，之前的哲学对“物”的界定大致有两类。一是将物当作一个实体概念，这样的物就是“由一定质和量的物质或实体因素相互结合而构成的具有特定时空结构之体从而具有特定性质的实体性事物”[2]，也就是说，这种“物”是各门具体科学所研究的有具体形态的对象，也是百姓日用而感知的经验中的物。二是作为属性概念的物，即指“客观实在性”，它是对“‘物’之实体的客观实在性的描述，并非指‘物’本身”[3]。 这些关于物的概念，按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范畴理论，它只是一个对具体事物的称谓，起指称与符号的作用，并无实体性。基于这两点，物道主义理论对物重新进行了界定，将其看作是对上述两种界定的综合，即“物道主义哲学的唯物论之‘物’，则是实体之物，即事物之‘物’。另一方面，实体之物或事物也具有客观实在性，因而也是客观实在的东西，从而物道主义的唯物论必然蕴含着唯‘客观实在主义’或唯物质主义的唯物主义含义”[4]。也就是说，物道主义的“物”是涵括了物的实体概念和它所具有的客观实在性的属性，因而具有以往理论的优点。 按物道主义哲学的观点，对宇宙万物进行思维上的把握就应遵循“物→道→人”的逻辑顺序，而以往哲学遵循的是“人→道→物”的顺序，亦即以往的哲学将人的地位抬得过高，使人凌驾于万物之上，人以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万物，以自己的需求来裁剪万物，所以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大行其道，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是西方文明的悲哀。胡塞尔从对自然主义的态度进行批评这一角度早已察觉到欧洲科学的危机。海德格尔从对技术的“解蔽”这一角度也对此类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警醒地问道：“什么是现代技术？它也是一种解蔽……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5] 物道主义的切入点就是要从“人道”转向“物道”，倡导一种以“物”为主，“人”与“物”平等的新文明形态——“物种文明”形态。按物道主义创立者高懿德教授的观点，如果说海德格尔开启了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或曰人道主义）桎梏的思想之旅，那么物道主义就是对海德格尔思想旅程的继承、发展与完善。其主要表现除了对“物”的重新界定，对“物”地位的提高外，还表现在对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上。 二 物道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关于学术研究的范式问题，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言：“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过程中科学家用熟悉的工具去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他们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6]这种情况在哲学研究中亦然，当哲学家采用新的范式时，会对其所研究的对象进行重新审视，比如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对人的价值与万物的价值之评估问题，对万物的认识问题，等等。海德格尔在古希腊哲学诞生后的两千三百多年，再次叩问“哲学，这是什么？”这不仅是对哲学本身的叩问与省察，也是对事物自身进行认识的发问，当我们对某物发问“这是什么”（Was ist das）[7]时，已经预示了对某物有所认识和了解（当然这是一个古老的苏格拉底“学习悖论”的问题，我们在此处不能进一步展开过多的讨论），这个悖论在我们面对既有文明对我们的影响时同样存在，我们使用了既有的范式（主要指范畴和原理）来认识万物，物道主义所欲批判的即在于此，它从如下七个方面进行了哲学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转变。 一是“学术目标的切换”。其所欲达到的目标是对世界的统一性进行全面的根本把握，按此理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万物存在之道的统一性，亦即万物的存在与他们的存在之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