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与初唐文学.docVIP

历史意识与初唐文学 研究初唐文学，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容忽略的，那就是初唐一直沉浸在浓郁的历史意识中。从修史过程中的参与，读史、论史中的影响，到历史意识的滋生和强化，无一不与文人密切相关，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就这样悄然走到了一起。初唐的修史分为修“国史”和修前代史，在所修的前代史书中，仅列进清人所谓“正史”《二十四史》的就有“六书”、“二史”共八部史书，占全部正史的三分之一，也占了唐前十五史的一半以上。但更引人关注的不是这些，而是参与修史之人。据《唐会要》卷六十三、六十四统计，从高祖起、迄睿宗止，时间约近百年，参与修史者就多达67人，帝王后妃尚不在内①。这67人中，有48人在《全唐诗》和《全唐文》存录下了作品。另外，据新、旧《唐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等考察，其中绝大多数的人原本是有文集的，文集规模还相当可观，在10卷以上的有陈叔达、令狐德棻、颜师古、孔绍安、萧德言、魏徵、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来济、刘子翼、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李安期、于志宁、李敬玄、徐彦伯、崔融、徐坚等，有的多达60卷以上（如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崔行功、崔融等），更多的甚至超过了80卷（如《许敬宗文集》）！煌煌巨著，熠熠生辉，其中不乏像魏徵、李百药、上官仪、崔融这样一些在文学史要专门写到的名家。有关史传中也一再称道这些人的文学才能，说他们“好属文”、“能诗文”、“善文”、“善文词”、“解属文”、“善属文”、“善缀文”、“有文词”、“能诗”、“工诗”、“工五言”、“以文藻知名”、“文辞雅美”、“以诗酒自适，尤长五言”、“以文翰见称”“、文学宏奥”，等等。虽然从史家的角度来看，这些并不值得称道，其所修史书也因此备受诟病，批评者说初唐“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专尚虚辞”，“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史通通释》卷四《论赞》）等，都颇中肯綮，但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史学家具备文学家的素养、文学家具备史学家的知识背景的情况却又成就了文学的特殊意义，从此处正可以看出初唐历史与文学互动与渗透的最为微妙的动态关系。读史和论史也是同样值得关注的现象，因为它涉及的人群更为庞大，更为广泛。初唐人笃好历史的热情是前所未有的，上至君主大臣，下至文人学士，读史、论史蔚成风气，特别是在太宗、高宗时期，差不多已经成了当时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王绩曾向陈叔达借读《隋纪》②，唐太宗曾将荀悦所撰的《汉纪》赐给李大亮，李纲曾读《后汉书》，颜师古注《汉书》，章怀太子李贤招集学者注《后汉书》，李善撰《汉书辩惑》，郝处俊尤嗜《汉书》，徐坚曾受命“删改《唐史》”，王勃九岁读颜师古注《汉书》，作《指瑕》以摘失。[1]此类甚多，不胜枚举。除了读史、注史，还有评史、论史。王绩、陈叔达书信往来讨论史书的问题，卢照邻、王勃有《三国论》，宋之问有《在桂州与修史学士吴兢书》等。唐太宗对历史的兴趣可谓前无古人，对历史的熟稔程度足以令人惊叹。在《修晋书诏》中，他曾对前代所存十八家《晋书》一一点评，这些评论虽然未必尽善，但绝非悬空虚拟，是真正读过之人才说得出的。翻检唐代文献，评史、论史的场景随时可见，皇帝论史，大臣论史，朝堂上论史，宴饮时论史，君臣之间论史，臣僚之间论史，帝王训诫皇子皇孙时论史，连后宫中嫔妃也常常以史为说①。修史、读史、论史的结果，是初唐历史意识的滋长和强化，在初唐人心目中，史的地位神圣而不可动摇。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历史意识对当时人的影响：一件是关于唐太宗的，太宗想看当朝起居注里怎么写自己，不敢直说，只好打着“用知得失”的幌子向史臣求情。另一件是关于张说的，张说在张易之、张昌宗威逼利诱下，差一点作了伪证诬陷魏元忠，幸得宋璟、张廷圭、刘知几等人劝诫提醒，才不至铸成大错。多年后张说已为玄宗宰相，见史臣实录，欲“删消数字”而不可得。[2][3]两件事情中的主角，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宰相，刘知几等人竟能以“无污青史”这样的理由劝止了张说的同流合污，而张说竟然以一次并无实际行动的犹豫而永远带上了历史的污点；唐太宗更是以九五之尊，三番五次，口吻几近哀求。这一切所为何来？如果不是看重史的褒贬，作为帝王和宰相的太宗和张说还会不会如此紧张不安？如果不是强烈的历史意识深入人心，还会不会在意史官的记录？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由此不难推想，在如此浓郁而强烈的历史意识下，初唐文学想不受历史的影响，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历史意识无声地浸染着初唐文学。首先是文学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史鉴意识，特别是政论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初唐君臣在平素的政治生活中就是经常援史为例，到论政、议政提笔而为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