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态宜居中增进农民幸福感-经济学及农业经济专业毕业论文资料.docxVIP

在生态宜居中增进农民幸福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这一重要论断意味着，治理相对贫困要更为重视公平，更为重视人们通过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生活所实现的精神富足。 1.农民幸福感：打破“收入神话”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32189元。但按人口常住地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7131元，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53.22%，仅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08%。按照欧盟将个体收入水平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界定为相对贫困的标准，中国农民尽管已经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但多数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进一步地，本课题组对全国25468个样本农户的分析表明，农户家庭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呈“倒U”型关系，表明农民群体出现“伊斯特林悖论”。“伊斯特林悖论”意味着，在短期内，绝对收入增加在满足农村居民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强化其对未来生活的乐观预期并促进了幸福感；从长期看，绝对收入的提高会激发农村居民对物质的占有欲，降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由此可以判断，虽然经济增长显著地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未能有效地增进其幸福感。 通常伊斯特林悖论是在高收入群体中才会出现的现象，然而我国农民在较低收入水平与较高城乡收入差距的情境下，也出现了“伊斯特林悖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结构有关。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农民外出务工显著改变了农户家庭的收入结构。全国农户家庭来自非农收入的占比已经由2006年的46.2%增加到2019年的76.7%。外出务工使得人户分离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2019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1亿人，其中异地迁徙的外出农民工为1.74亿人。显然，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职业身份的扭曲、地域的歧视、家庭成员的分离，以及与之关联的由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引发的心理压力与亲情缺失、身处异地的孤独感，这些将不可避免带来农民幸福感的损伤，从而导致农民在家庭收入处于较低水平上即跨越了“伊斯特林悖论”的拐点。可见，不仅是收入水平影响农民的生活满意度，收入来源结构也会深刻影响着农民的幸福感知。因此，必须打破收入增长必然能够提升农民幸福感的“收入神话”。 2.收入差距、相对贫困与农民幸福感 总体来说，幸福感与人们的可支配空间紧密关联。收入水平的高低当然举足轻重，但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明显低于所在社会家庭或个人所平均支配的资源水平，这类相对收入对比的直观性将更为显著地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必然引发个体之间或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必然导致相对贫困的客观存在与主观感知。尤其在乡土中国的农村，农民及其家庭是深嵌于村庄网络之中的，一方面，由村落共同体所表达的集体主义信念、地位与声誉，是农民心理效应感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相邻而居及社会网络互动，相对收入水平的高低更易于在比较中影响农民的心理效用。所以，由收入差距所表达的相对贫困，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幸福感知。 一是客观相对贫困与幸福感。课题组计算全国25468个样本农户在其村庄中的家庭人均收入排名，并通过判断其收入是否低于中位数，来衡量相对贫困程度。结果表明：农户收入排名越低，农民的幸福感越低；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农民，其幸福感明显受损。这表明，只要收入没有实现绝对意义上的均等，只要存在收入上的差异，就会导致农民的幸福感出现差异。 二是主观相对贫困与幸福感。课题组进一步请样本农户以“亲戚”“同学”“邻居”“普通人”为参照，评估其家庭自身的相对生活状态，选项包括“高很多”“高一些”“差不多” “低一些”和“低很多”，并按照1~5进行赋值，得分越高表示相对贫困感越强。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农户收入后，相对剥夺感越强的农户，其幸福感越低；参照对象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普通人、同学、亲戚、邻居依次强化的趋势。这说明，幸福感不仅来源于农户绝对收入水平，更是与其关联性群体的相对状态密切相关。 一般来说，在绝对贫穷阶段，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成为贫困群体对生活状态整体性评价的主要标准。在这个阶段，收入的增加能够保障其基本生活的消费支出，使其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并迅速提高其幸福感。在相对贫穷阶段，个人的生理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人们开始更多地追求基本需求之外的目标，包括经济目标的更多物质满足和非经济目标的平等和尊重等。由此，收入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可能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弱化乃至抑制效应。可见，在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新阶段，有必要探求新的幸福感改进路径。 3.生态宜居有助于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