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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研究 历史文化遗产反映了城市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城市文脉的延续，更是城市重要的象征。如今，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规模的旧城改建运动使得代表着“城市记忆”的文物古迹、历史街区逐渐减少，社会各界开始逐渐关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然而，我国目前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以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模式进行，主要依靠的是政府投资、专家建议、以及相关专业人员的技术支持，普通民众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参与度不高。这种传统的由政府以及专家学者主导的保护与改造方式存在诸多问题，在数量繁多的历史文化遗产面前，推动起来困难重重。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全面协调，才能更好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因此，加强公众参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深远意义。 1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公众参与 1．1我国公众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历程 我国公众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解放前、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1)解放前———公众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开端。北京大学于1922年成立考古研究所，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此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局动荡，战争频发，给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很大障碍。这个阶段，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政府缺少资金的投入和支持，各地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多为官僚住宅，其维护由个人出资;居民为了生存，开始自发对住宅进行修缮和维护。我国最早的公众参与遗产保护便是由此慢慢开始发展。2)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公众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奠定。解放后，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在资金上也给予了相应的支持与鼓励。这个阶段的公众参与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遗产保护方面的专家学者在政府的组织下，参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二是由于人口的增长，政府将一些保存较好的历史建筑提供给居民作为住宅使用，并鼓励和帮助居民对其进行维护和修缮。政府的投入与重视，奠定了公众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基础。3)改革开放后———公众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在阮仪三、吴良镛先生等学者的推动下，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从理论研究开始转向实践探索。此时的公众参与形式为“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合作的旧区改造，如北京旧城的菊儿胡同改造项目(见图1)，主要的资金来源已由政府投资逐渐转为社会集资。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开发商成为了改造主体，历史文化遗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性”破坏，政府开始重新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在规划阶段加入了公众参与的内容，强调社会监督。图1改造后的菊儿胡同图2丽江古镇这个阶段，由于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政府的大力宣传，民众开始自觉或不自觉的参与了历史遗产的保护，有利于今后公众参与的进一步发展。 1．2我国公众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随着近几年“文化旅游热”的兴起，丽江(见图2)、凤凰、平遥(见图3)等历史文化名城在旅游发展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不仅弘扬了当地的传统文化，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由于缺乏保护意识，也使历史文化遗产所处的传统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通过政府以及媒体的呼吁，我国民众也越来越意识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政府、专家，更是当地居民的责任。政府也正式提出了公众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并逐渐付诸于实践。现阶段，我国公众参与历史遗产保护主要是通过政府组织以及自发参与两种方式。1)由政府组织的公众参与历史遗产保护。这种方式主要体现在规划编制阶段:编制前期，通过实地踏勘以及问卷、访谈等方法，收集当地基础资料以及居民的各种意见，编写“基础资料汇编”;文本编写阶段，强调公众参与规划实施及管理，如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以鼓励居民自主修复住宅建筑;规划编制完成后，政府会通过报刊、规划网站等途径对规划方案进行公示，以收集公众意见。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我国民众的民主意识较为薄弱，加之政府对于相关信息的传递滞后，且缺乏有效的引导措施，除非涉及自身利益，否则民众对于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对于公示的内容通常是被动的接受。因此，公众参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虽然得到政府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2)民众自发参与的历史遗产保护。自发参与是居民参与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方式。当规划方案与民众意愿冲突时，居民往往会自发的组织起来进行抗争。例如，广州恩宁路改造事件。政府未公示规划方案直接对恩宁路启动拆迁，导致了后续一系列居民自发组织的抗争。随着公众舆论的扩大，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成立了由政府代表、专家学者、社区居民等多元力量组成的顾问小组，监督审查恩宁路改造更新项目。同时，随着关注人数的增多，社会自组织逐渐形成，从不同方面推进恩宁路的保护。然而，由于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