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启示.docVIP

历史经验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启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毕节地区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毕节历届党委政府始终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宣传教育的舆论导向，以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为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实现民族团结和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交往交流创造了积极的条件。（1）通过加强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培养和树立民族团结意识，为民族工作的开展扫除思想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毕节地区阶级斗争复杂、民族矛盾尖锐，人民群众思想落后，许多汉族干部大民族主义思想严重，没有认识到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性，民族政策意识淡薄，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工作简单粗暴，不信任和歧视少数民族干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带来不少负面影响。[1]后来通过长期不断的民族政策教育，各级机关干部逐步提高了对民族团结的认识，党的民族政策才逐渐深入人心，各级政府的经济文化建设和民族工作才有了保障。（2）通过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民族平等交往交流创造政治条件。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毕节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响应上级的安排，相继成立了1个民族自治县和许多民族乡，其中1965年全专区设有民族乡60个，1984年有167个，1992年撤区并乡后，全市共设77个民族乡。开启了各民族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务的新时代，为民族平等交往交流提供了制度保障。[2]400-405（3）通过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为民族交往交流奠定物质基础。经济是基础，实现民族平等光有政治地位是不够的，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缩小收入差距才是关键。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毕节历届党委政府始终重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着力改善和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条件和经济水平。比如从1980至1990年，毕节地区共组织经费5890.40万元，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1980—1998年，毕节市共投放少数民族地区交通建设费617.3万元。加上国家和省的投入，毕节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畜牧业、林业、住房、交通等各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举措进一步缩小了民族地区经济差距，促进了民族团结，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7-8（4）通过教育投入，提高和改善人民文化素质，为民族交往交流扫除文化障碍。据统计，毕节地区1980—1998年用于民族教育的经费共3291.47万元（含科研补助费、智力支边费），占民族经费总投放额的32.22%；1992—1998年项目单位自筹和其他单位投放给民族教育的金额达1339.7万元。这些民族教育经费除了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外，大量用于民族师资培训、开办民族学校、各类民族班以及为学生的书本费、学杂费、生活费提供补助等。1977—1998年，全地区共录取普通高等院校大专生2.11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5575人，占全地区录取大学生总数的25.57%；录取中等专业学校（含中师）学生4.31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1.12万人，占录取总数的25.89%；少数民族学生录取比例基本接近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加上2000年后“两基”、“普实”的全面实施，毕节各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大大缩小了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文化素质的差距，逐步消除了民族间文化上的歧视，为民族交往交流扫除文化障碍。[2]8-9（5）通过加大卫生投入，切实改善各民族医疗卫生条件，为提高各民族健康水平创造条件。长期以来，国家除每年拨给医疗卫生事业费外，还另外拨给部分医疗卫生事业补助费，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比如20世纪50年代，国家每年都拨给民族地区医药补助费，为少数民族免费看病；60年代，国家每年拨一笔专项经费补助民族地区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和为家庭困难的少数民族免费治疗；1980—1998年，全地区共投放民族医疗卫生费385.45万元。1988年底，全地区已有民族医疗机构308个，1992年又新建民族乡卫生院111所，到了21世纪，毕节市各级医疗体系基本建成，医疗保险惠及千家万户，毕节各族人民医疗卫生条件和健康状况得到明显改善。[2]9（6）通过民族文化事业的投入，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是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投放在毕节地区民族文化方面的民族经费就达831.83万元，占民族经费总投放额的8.14%。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建设文化站、电影院、电视差转台、地面卫星接收站、广播站等民族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各民族乡镇还成立文艺宣传队，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文化；地区和县还成立民族文化机构，组织人力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化和古籍文献，共出版民间文学80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