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条件下司法媒介研究.docVIP

历史条件下司法媒介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与隐形司法媒介的演变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言：“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源，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1]（P189）这是对司法不诚信、不公道所造成的社会道德体系崩溃的最具震撼的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曾言：司法公信力是维护和巩固社会诚信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滋生于社会潜规则的隐形司法媒介依然存在，并危害着司法诚信，其中以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对司法的公信力不良影响尤为突出，对全社会的道德体系和国家的法治精神的侵蚀不容忽视。[2]（一）隐形司法媒介基本内容。所谓“隐形司法媒介”，特指那些利用隐蔽手段，沟通社会与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影响司法公正，籍以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私利的活动。其存在中介性、隐蔽性、私立性、非司法性四个特点。其中，中介性界定了隐形司法媒介主体的多样性及其功能的关联性；隐蔽性反映了隐形司法媒介与法律公开化的对立关系；私利性映射出隐形司法媒介与司法公信力和公权性对立的本质；而非司法性是指这种行为的“司法外”属性，而且它的出现恰恰是对司法合法性和公正性的破坏。限于本文论点分析的需要，笔者对以上几个特征作进一步的讨论。第一，关于隐形司法媒介的主体，包括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个人，党政机关的具体领导干部作为媒介时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法定公权力的行使者，一方面又是越权、无权行使公权力的实施者。当然，其个人作为媒介的行为必须是充盈私利和牺牲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中间环节；第二，所谓隐蔽性，不仅是一种避人耳目的状态，更是指隐形司法媒介系法律授权或者法定程序之外行为；第三，私利性即指出隐形司法媒介的本质是私人利益属性，同时必须明确这种“私利性”包括物质利益和功名扩大化的益处；第四，非司法性是指此媒介在诉讼立法中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与司法的任何特质都是背道而驰的。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思考：领导干部为了他人合法权益，或国家、集体的根本利益，而进行的干预司法行为是否属隐形司法媒介行为？笔者观点是肯定的。除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诉讼活动外，皆应划归隐形司法媒介之列，对实施者当视其情节确定相应的法律责任。（二）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对隐形司法媒介的“零容忍”态势。毋容置疑，长期以来，尤其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人们所感受到的法治环境并不乐观，盛行的“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说法昭示了人们对司法的极度失望和无奈。[3]同时，我国司法领域的隐形司法媒介活动非常猖獗，以至于老百姓疯传“打官司，就是打人际关系”，也出现了“律师业务能力强不如与司法人员关系深”的误解。“律师代理不如公民代理更有胜诉的把握”、“信法律不如信关系”、“信权威不如信权力”，等等，都是对隐形司法媒介盛极一时状况的写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律观指导下，[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司法领域存在的重大问题全部推向改革之列。在随之而来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各种制度的出台和空前的执行力度，应当说对隐形司法媒介“零容忍”的态势已然形成。为了实现司法公开化，司法机关全面推行裁判文书网络公开制度，对于弱化隐形司法媒介影响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了提高司法人员依法办案的素质和责任心，司法机关强力推行职业化改革和终身责任制度，增加了司法人员违法、违规办案的成本，进而使得不法媒介向司法领域渗透的机率迅速降低；尤其当人财物改革实行全面上移到省一级后，司法的去地方化取得初步成效，对来自于体制内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问题产生一定程度的遏制效果。（三）源于推进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的全面。性和民族复兴背景下构建更高起点政治文明需求的司法体制改革的彻底性，必然把司法改革引入彻底解决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问题上来如上所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去地方化和行政化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尤其各项具体司法制度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使得司法在公平正义的征途上愈来愈得民心。但是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具体制度固然可以消减落后司法体制中部分弊端的副作用，但是，由于具体制度脱离不了体制的皮囊，最后所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会出现“负反馈”现象，引发更大的倒退。使得已经进行的司法改革“开倒车”。这就提醒我们，司法改革一定要抓住“牛耳”——即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布设整体性方案。在预防隐形司法媒介方面，同样要从体制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尤其当下的改革对司法的外部干预有了很大阻滞的情况下，必须旋即转向对体制内权力适用失范问题的研究，这就是领导干部干预司法问题到了亟待解决程度的原因所在。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