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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成员准入门槛设置与目标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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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尽管作为一种游离于市场机制失灵边缘的制度设计对扶持政策具有天然的倾向性(崔宝玉,2014),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的这十年间,随着合作社数量的快速增加和质量的逐渐稳定,作为政府规制、扶持对象的合作社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对这种外部诱导与规制不再是一味地马首是瞻,而是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反思。基于弥补广泛的正外部效应成本而设立的扶持政策(任梅,2013)难以长期弥补合作社的竞争劣势。所以在实践中,合作社便出现了对扶持政策、示范社评审条件、农业项目申报条件等法律规制和政策诱导的阶段性、差异化利用。比如,《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一直以来在对合作社内部事务方面都给予合作社充分的自治权限,然而,现实中绝大多数合作社成立初期却往往不经成员大会讨论而直接套用主管部门所拟的示范章程(徐旭初、吴彬,2017)。随着合作社自身经营水平与能力的不断提高,合作社内部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显现出自治需求,已有成员逐渐意识到运用章程等自治规范对合作社实施民主控制。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合作社将成员门槛问题纳入议事日程之中,合作社出现设置入社准入门槛和收敛人数规模的需求。
基于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的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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