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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文学评论 《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总目》)以目录提要的形式对有明一代文学进行比较全面的评论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的明代文学史。它善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把握文学的发展流变，强调文人的独特创造，通过推源溯流、比较批评等有效批评方法，准确地概括明代文人的艺术风貌和特征，既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明代文人的总体风貌和艺术成就，也能从文学史的角度给文人以准确的历史定位。《总目》考辨精微，评价公允，体现了清代明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对现代明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目》著录的明代别集达到1120种，其中241部归于正目，879部归于存目。而明代以前各朝别集文献的总数才有760种，仅明代一朝的别集就远远超过了之前各个朝代文献数量的总和，这恰恰阐述了别集小序中所说的“有明以后，篇章弥繁”。对于如此众多的明代别集文献，《总目》如何“剪刈卮言”，又是如何“别裁伪体”，［1］这些都与《总目》对明代文学批评思想有直接关系。一、人品与学术《总目?凡例》云:“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这种人品与学术相结合的解题体例，“悉承圣断，亦古来之所未有也”。所谓“知人论世”，即提供著者的身世和社会历史背景材料，以把握该著者所有作品理解鉴赏的一种方法。该法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总目》非常注意把人品和文品结合起来:“该文章一道，关乎学术、性情;诗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随其人品。”一般而言，人品既高，格调自妙。如在明代刘麟《刘清惠集十二卷》的提要中指出，“万历丙午，湖州知府无锡陈幼学刊之长兴。朱凤翔为序，称其文出入秦汉，诗则骎骎韦、杜，固未免太过。至称其‘标格高入云霄，胸中无一毫芥蒂，故所发皆盎然天趣，读之足消鄙吝’，则得其实矣。是亦文章关乎人品之验也。”又如:《未轩文集十二卷补遗二卷附录一卷》:“明黄仲昭撰。……今观其集，虽尚沿当日平实之格，而人品既高，自无鄙语。颉颃于作者之间，正不以坦易为嫌矣。”《瀼溪草堂稿五十八卷》:“明孙承恩撰。……及官礼部时，斋宫设醮，承恩独不肯黄冠，遂乞致仕。较之严嵩诸人青词自媚者，人品卓乎不同。其文章亦纯正恬雅，有明初作者之遗。”《考功集十卷》:“明薛蕙撰。……人品之高，迥出流辈。其诗格蔚然孤秀，实有自来。是其所树立，又不在区区文字间也。”《薛荔园集四卷》:“明余翔撰。……然人品颇高，故诗有清致，不全为七子之肤廓，未可全斥之也。” 可见《总目》于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是相当注重的。但《总目》清楚地认识到“文如其人”论存在着局限性，有时候，人品和文品是不相一致的，应该全面地分析，不能执于一端。在《总目?凡例》中已明确指出:“文章、德行，在孔门即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所以，在著录过程中，有的是“论人而不论其书”，有的则是“论书而不论其人”。在明代文学批评中，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如:《岘泉集四卷》:“明张宇初撰。……又称其尝受道法于长春真人刘渊然，后与渊然不协，互相诋诘。其人品颇不纯粹，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观。……其言既合于理，宁可以异端之故，并斥其文乎。”《华泉集十四卷》:“明边贡撰。……今核其品格，实远逊有韵之词。盖才有偏长，物不两大。附诗以行，视为琬炎之藉可矣。”这些都是对其诗文评价极高，但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其人品的缺陷，诗文是不能完全用“礼法”来衡量的，其观点是通达的，这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和指导意义。文品包括两个方面，一面是道德之品格，一面是审美之品格。人品决定文品，一是说人品决定了诗文的道德品格;二是说人品决定了文章的审美品格。文人的人品不仅决定诗歌的道德品格，也决定诗歌的审美品格，这是儒家伦理之大体。但《总目》没有简单地将二者划等号，对每一位作者进行具体分析之后，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文如其人，如黄仲昭、孙承恩、薛蕙、余翔等;一是文不类其人，如张宇初、边贡等。诚如钱钟书所云:“以文观人，自古所难……脱曰‘文可觇人’，亦须于言外行间遇之矣。‘心画心声’，本为成事之说，实尟先见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2］二、因袭与创新《总目》解题在论述明代文学部分看似有极大的随意性，好像一盘散沙，实则有规律可循。明中叶以后，拟古主义与反拟古主义斗争得非常激烈，由此产生了文学流派，如前七子、后七子、唐诗派、公安派、竟陵派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在文学上主张复古，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以模拟剽窃为能事，李梦阳的诗尤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