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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定位 国际经济法学是法学体系中年轻的分支学科，其研究除秉承法学共有的规律与方法外，还需要体现特定的利益立场：立足于本国的实际，以本国利益为核心，重点研究本国对外经济交往中产生的法律问题，做出符合本国权益的分析和论证。[1](P3)对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而言，“超功利”而忽视中国利益立场的研究定位和泛论“国际化”而缺失特殊的中国问题意识的研究方法，是阻碍其突破现有困境并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内在原因。 一、现有问题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历经了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发展阶段，为促进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中国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形成以及中国法学的繁荣与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始终难以摆脱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局。 （一）理论困局：难以突破西方语境长期以来，无论是作为实在法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现实层面，还是体现为研究成果的国际经济法学理论层面，都持续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围绕西方语境展开——国际经济法制规则依西方价值标准设定，国际经济法学范式依西方学术体系建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法学领域的绝对话语优势突出体现在：首先，在实在法领域，现有国际经济法律体制都是由欧美发达国家根据西方国际经济关系和法治理论发起组建并确立游戏规则。其次，在法学研究领域，从国际经济法学的起源来看，西方系列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法学理论构成国际经济法学的基础；从国际经济法的总体发展进程来看，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具体法律制度设计的理论始终占据主流阵地；从国际经济法学的学术范式来看，其建构、转换乃至变革均由西方学术界所引领。最后，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迅速崛起，中国话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学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并由此展开专门针对中国的理论攻击（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从而使西方发达国家在占领理论、学术制高点的同时，形成意在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然而，在这样的话语垄断面前，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理论准备不足：很多研究盲目追随西方话语，而且，由于缺乏对于经济全球化及其法律规制走向的规律性提炼和前瞻性预见，既无法针对西方既有理论提出建设性意见或积极应对措施，也没有基于中国的特殊问题，从中国视角来建构、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 （二）实践困局：应对中国问题不足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地对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提出各种新课题，既有理论的，也有实践的。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的“中国现象”与“中国问题”更显突出。例如，由于特殊的经济体制、发展水平以及法制状况等因素，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中国的主体地位如何界定，就是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例如：既要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又不能完全享受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定待遇，既要恪守多边法律规则下的义务又无法避免因为对中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解、错读乃至偏见而可能产生的风险，既要参与多边游戏又没有事先参与讨价还价的主动空间。然而，面对类似实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积极、有效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迫切之需。 二、外部影响与内在根源 变幻莫测的国际经济关系格局及其中不断呈现的特殊的中国问题对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双重困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外部影响。 一方面，就全球层面而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环境均有利于西方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固守其垄断地位。首先，“民族国家”、“主权”等一系列构成国际法律关系核心要素的概念均植根于西方文明的土壤，国际经济法调整的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心始终位于西方社会。其次，迄今，就世界总体格局而言，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体制模式、意识形态在世界的覆盖范围和影响程度，西方社会都处于优势地位。现代国际经济法学不仅在理念上更多地倾向于西方的价值标准，在内容上更多地反映西方政治、经济的体制要求，而且在研究视角的取舍上也更多地定位于有利于西方的利益立场。 另一方面，就中国层面而言，新问题、新现象的大量涌现、交织转换，不仅使及时研究、深入分析面临重重困难，也难以短时间内形成规律性把握与体系化提升所必需的学术沉淀。首先，就中国自身而言，作为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后来者，其所面对的都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没有现成方法可供遵循。其次，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及其高速发展的经济水平，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最后，中国的涉外经济法制正经历变革，这种不发达的国际经济和商事法律实践无疑决定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尚未成熟，更何况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要比西方少近30年的学术积累。[2]需要指出的是，外部环境不利固然构成制约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发展的重要成因，但法学研究存在的自身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