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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文之儒教的重建 建立儒教应该不应该?假如在某种意义上应该，那应该怎么建立?这个问题不是感情能够决定的，要做理性分析。我先讲它的危险;再讲为什么需要建立儒教。又有危险又有必要性，那么建立的途径是什么?这就涉及到我们怎么理解儒教。大致就是这么几个问题。 把儒家叫儒教，里面是有危险的。中国的所谓的“家”或者“教”和西方的宗教很不一样，他们有非常突出的形式特点，信仰一个神，神是一个人格。和我们信仰“帝”不一样。它都有一个具体的形式在管着这个信仰，有教会，有自己的一套教义，由牧师来解释。这个宗教和其他的宗教基本上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你信了基督教就不可以再信仰伊斯兰教，或者信了天主教就不能再信仰新教。所以他们历史上有宗教战争。一直到今天中东的争端，背后还有宗教的冲突，就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中国不是，印度也不是，我们的宗教碰到一块儿，基本上是和平的。虽然有过几次排佛，但是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而且后来很宽容。在唐朝以后，儒、释、道还有融合的趋势。这个跟西方的整个信仰形态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把儒家叫儒教，马上就和西方的宗教形成了正面的对抗，使得儒家跟西方的宗教或者意识形态发生正面的冲突。结果，或者排西方的宗教，就像康熙、雍正和当时士大夫中的激进分子做的，写《破邪集》之类的，把西方的基督教叫做邪教等等;或者被基督教排斥了。西方打进来，就排斥儒家。到最后西方文化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己就来排斥儒家了，把儒家排得一塌糊涂。这就是一个危险。另外一个就是康有为的做法，他重建儒教的时候是按照西方的口径来建立的。他明确地讲他是按照西方的方式来做的，比如丹麦立基督教为国教，英国立基督教是国教，我们也按照这个办法建立一个儒教，立为国教。结果是一塌糊涂。文化革命以后，又有学者说儒家是宗教，他提这个不是为了建立，而是排斥儒教。他们说：“儒教带给我们的是灾难，是桎梏，是毒瘤而不是优良传统。”所以，在他们看来文化革命的“批林批孔”还没有批透儒家的影响，所以他们要进一步地扫荡。说儒教在八十年代的情境下叫宗教，那就带有否定性的含义。所以把儒家叫儒教是危险的。 今天蒋庆又提出重建儒教的构想。他认为儒家在历史上是一个学派，比如先秦的时候儒家是一个学派，它没有被立为国家宗教，蒋庆称之为“王官学”。但是当儒家在整个社会中影响上升，一旦被立为“王官学”，这种形态的儒家就是儒教了。近现代以来，儒家衰落得很厉害，新文化运动以来尤其如此。所以他认为面对西方的全方位挑战，再加上知识分子主流的全面西化，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蒋庆提出两条路线来建立儒教。一个是上行路线，就是说要让儒教进入政权的核心。另一个是下行路线，就是在民间建立儒教，而且让国家承认它是合法宗教。 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重建儒教，会不会反而导致对儒家的破坏。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有危险，是不是就不需要建立儒教了?我觉得不是这样。 下面讨论重建儒教的含义。按照蒋庆的解释，既然说重建就不是从头建起，而是在某种意义上重现或复现一个历史上有过的儒教，也就是经过周公制礼作乐、孔夫子阐发深化、各位伟大的儒者发扬光大的这么一个教化天下的儒教传统。所以，儒教的“教”字不是西方的“religion”，而是教化的意思。而且，重建儒教也要符合儒家一贯的思想方法——“与时偕行”。“时”这个思想在儒家很重要。我认为要是这么考虑，儒教就很有可能避免以前产生的那种恶劣的后果。历史上主张儒家是宗教的人，比如龙华民、康有为等，都没有充分考虑到儒教的独到之处，比如拜祭祖先、祭祀孔子，不等同于拜基督和耶和华，尊儒复礼也不同于英国、丹麦式的立孔教为国教。现在的问题是，儒家的独特的地方在哪儿?使得它能够和其他的宗教区别开来?我认为相比于我们身边就有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佛教、道教，儒家最明显的地方是它的主导的精神来源是扎根于原本的人际关系，而不是扎根于人和神的关系，这是根本的不同。人际关系里，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又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传统的宗教主要是人神关系，儒家是人际关系。基督教强调的是个人面对一个人格神，这个关系是最重要的，家庭关系是靠后的。不但靠后，有的时候还被排斥。大家读《新约》可以看到，基督本人就说这个问题，“那些爱他的家人胜过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他有时候还讲一些很激烈的话，比如“我到地上来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兵。”当然这是极端的说法。客观地讲，基督教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一般情况下还是尊重家庭的，尤其是天主教。但是家庭关系毕竟是从属于人神关系的。佛教，也不强调家庭。道家是个人和超越的的自然发生关系，“道法自然”，家庭也没有根本的重要性。虽然佛教和道教都不会反对家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