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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的地域分析 1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界三大地域中心的形成 自晚清以来，随着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图书馆学知识与理念的传播，以及大批国人走出国门后对西方国家图书馆的考察，近代图书馆的理念逐渐为少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进入实践操作层面［3］(林家有的序言)。在一些开明地方官员与图书馆学人的共同推动下，公共图书馆在清末民初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进入民国以后，从海外留学的图书馆学人纷纷归国，更为图书馆学界增添了新鲜血液。正是他们归国后所发起的“新图书馆运动”，抨击传统中国藏书楼的局限，使得西方世界公共图书馆的理念逐渐为广大民众接受。也就是在“新图书馆运动”的推行过程中，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三大地域中心逐渐浮出水面。北京以其千年古都的特殊地位，一直是全国学术与政治的中心，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第一个地域中心首先也是在此出现的。1909年，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京师图书馆筹备成立，并于1912年正式对外开放。虽然它并非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公共图书馆，但由于大批大学图书馆与图书馆学人聚集在此，使得北京迅速成为了全国图书馆学界力量联合的中心。1924年全国第一家地方性的图书馆专业团体，北京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带动了各地图书馆协会的纷纷出现。图书馆学界强烈认识到，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社团组织，才能更好的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1925年4月，由56名国内知名的教育家和图书馆学家共同发起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蔡元培、梁启超、胡适、陶知行、袁同礼、余日章等人被聘为董事，袁同礼担任董事部书记。协会成立之初，开始委托各地方图书馆着手调查全国书店与定期刊物出版情形，以扩大协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到1927年6月，协会已经拥有了机关会员132名，个人会员217名［4］。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是图书馆学界学人力量集中的一次体现，为全国图书馆学界的联合互动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北京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图书馆学界联合的中心。就在协会成立之后的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北京政府教育部签订协议，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在原来京师图书馆的基础上合办国立北京图书馆，1928年改称为北平图书馆，袁同礼任馆长。次年与北海图书馆合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蔡元培为馆长，袁氏为副馆长。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组建的第一家国立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功能，袁同礼在1931年新馆落成之时，着重谈到了它的三大使命:一是广泛收集中外新书，“其志在成为中国文化纸宝库，作中外学术之重镇”;二是谋求国际合作，“以此通中外图书之邮，为文化交通之介”;三是开启民智，“以期为国家树长治久安之基”［5］。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界的第二个中心出现在被称为“九省通衢”的武汉，这与来自美国的韦棣华女士的大力推动密不可分。1898年，首次来到中国的韦棣华，便深深地被中国文化吸引，决定留下来从事传教事业，后又在美国教会创办的文华书院教授英文。在任教之余，韦氏鉴于中国民众教育的缺乏，开始投身社会教育。1910年，她独力创办了文华公书林，将文华书院中西文图书提供给市民自由阅览。为加快图书馆学人才的培养，韦氏还亲自资助文华大学毕业生沈祖荣远赴美国研修图书馆学课程［6］。1920年，她在留学归国的沈祖荣的协助下，创办文华大学图书科，这就是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简称为“文华图专”)的前身。1929年，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从文华大学独立出来，成为民国时期全国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以培养图书馆学人才为职志的专门学校，担任校长的正是曾经留学美国的沈祖荣。在长达20多年的办学生涯中，武昌文华图专成为了国内培养图书馆学专门人才无可替代的重要基地。从文华图专毕业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并且在国内形成了知名的“文华派”。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使得图书馆学界的另外一个中心也逐渐开始显现出来。早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南京便已聚集了一批从事图书馆学研究的学人，金陵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小缘便是最为杰出的代表。191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的李小缘，1921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先后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之后，李氏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曾任馆长兼图书馆学系主任。同年他还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筹备工作，并在协会成立后担任副执行部长，编目委员会委员等职。早在1927年5月，李小缘就撰写了《全国图书馆计划书》，提出了全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庞大计划。该计划书中提出了组织成立国立中山图书馆的规划，全国分为南京、北京、武昌广州与成都五处，并以南京为总馆，国立中山图书馆隶属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7］。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急于要建立起全国图书馆学界新的中心，因之李氏的设想在1928年5月5日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得到了王云五等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