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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商业问题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两汉时期，江南城市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相应地带动了江南商业的进步。但由于生产水平、人口数量和城市密度等诸因素的制约，江南商品经济的整体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北方。 [关键词]汉代；江南；城市；商业 城市既是政治统治的中心，也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城市与商业问题，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统治、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拟就汉代江南城市的建置、商业活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限度及其制约因素等相关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江南地域范围与城市建置若干特点 “江南”一词，在秦汉史籍中屡见记载。但“江南”者何?其空间范围有多大?古人对此解说殊异，各有所云。 考诸《史记》、《汉书》，有时往往将“江南”指为某一特定而具体的地域。据《史记·秦本纪》：“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越王勾践世家》：“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货殖列传》：“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各家在对《史记》作注时，解释也各有歧义，如裴駰《集解》引徐广曰：“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而张守节《正义》则认为：江南者，“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①又《汉书·地理志》称：南郡“夷道县”，“莽曰江南”。这里，或将“巫郡”与“江南”、“江南”与“泗上”并列，或以“江南”与“衡山、九江”、“豫章”、“长沙”等并列，甚至将“江南”或释为“丹阳”，或释为“豫章、长沙”，或谓之曰“夷道县”。于此诸多事例说明，江南的地域范围，有时确乎仅指相对具体而特定之地域，乃至等同某一郡县，似无可疑。 但文献中，有时又将“江南”泛指为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往往是“大江之南，五湖之间”②的统称。如《史记·黥布列传》：“黥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货殖列传》：“江南卑湿，丈夫早天。”同书又云：“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司马迁根据地理条件、物产分布等，把当时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四大经济区，其中的“江南”，包括了长江以南的许多郡国，当很显然。③ 古人地理观念尚欠精审，加之文献记载的着眼点有别，所以有关“江南”的地域范围也就说法不一，各有所指。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泛指岭南以北，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包括会稽、吴郡(东汉)、丹阳、豫章、南郡、江夏、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等郡，也就是汉代荆、扬二州的大部分地区。 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很早，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④至战国时期，由于兼并战争，列国出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在险要之地及交通要冲皆普遍设城。正所谓：“御外之道，莫若设险；制胜之方，莫若因形。重门纛折，设险也；高屋建瓴，因形也。”⑤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得到迅速发展。《战国策·赵策》云：“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想望也”。就其地理分布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上游地区，江南地区则寥若晨星，仅有吴城、郢都等几座较大的城市。 秦灭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在地方推行郡县统治，江南地区已出现了会稽、闽中、南郡、长沙、黔中、九江等六个郡级行政区，可考的县治大约有38个左右。到西汉高祖六年：“令天下县邑城”，师古注曰：“县之与邑，皆令筑城”。⑥且“以其(秦)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国。”⑦加强地方行政建置，使西汉城市建设得到飞速发展。在江南，先后增设了豫章、丹阳、江夏、武陵、零陵、桂阳等六个郡级行政区，加上秦原有的南郡、长沙和会稽等三个郡级行政区，共有九个郡国，县治140个。东汉时期，由于南方人口增多，土地垦辟，又在会稽北部分置吴郡，县城进一步增加至144座。⑧ 秦汉时期，江南地区郡县级城市体系业已基本形成。由于江南的经济水平、人口因素、地理条件以及交通状况与黄淮流域不同，它的城市发展也与之有着不同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1、江南城市分布较为稀疏。为说明问题，我们把荆、扬二州长江以南地区的城市分布密度列表如下： 从表中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西汉扬州之会稽、丹阳、豫章三郡，总面积44588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1．31％，县级城市61座，城市平均密度为7310平方公里一城；荆州之江夏、桂阳、武陵、零陵、南郡、长沙等六个郡国，面积42660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0．82％，县级城市79座，平均密度为5400平方公里一城。按《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凡郡国103，